以法治理性应对“非理性维权”

    10多年前就有学者概括道：当今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固然令人欣喜，但如何以理性方式实现和维护权利的问题更值得关注。在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今天，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现实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非理性的维权：有跳楼的，有自戕的，有下跪的，有挟尸维权的，有闹访维权的，有暴力维权的，有聚众抗法维权的……在信息时代，非理性维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非理性行为的背后实际隐藏着行为人利益计算的动机：以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实现最大的利益诉求。当“会闹的孩子有奶喝”被普遍认同时，此种维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利益投机行为，原本合法的公民权利主张已经被“结果说明手段合理”的庸俗观念所指引。

    好的制度应该给人以正向激励。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始终如一的公平司法（执法）能有效减少投机型利益诉求。在应对“非理性维权”时，因人而异、讨价还价式“花钱买平安”的做法不仅违背法治精神，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一种反向激励，即更多的人选择了“非理性”方式来维权。

    孟建柱同志强调：“无论是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还是创新管理、提升服务，法治都是最可靠的手段。偏离法治轨道，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这再一次表明，只有法治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尽管拓宽公民维权渠道、提高司法公信力、降低维权成本的工作不会一蹴而就，尽管公民法治观念的塑造和理性文化氛围的培育尚需时日，但我们坚信：以法治的理性应对“非理性维权”才是根治“非理性维权”乱象的良方。

    （作者为安徽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主任 陈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