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阅读思不群老师编著的《二战全史》一书时，从其下篇之逸闻趣事中发现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在苏芬之战中，苏军在荒野上长途行军，又饿又累，当他们缴获了芬军的野战厨房，发现炉子上正煮着的香肠时，便忘记了打仗与危险，只顾吃了起来，许多人嘴里含着香肠，还没来的及下咽，就被击毙了。芬兰人引以为豪，戏称这种奇怪的作战方式为“香肠战”。
抛开某些西方专家带有偏见的“研究结果”，史料显示,在“二战”中能够打败装备精良、战力强大德军的苏军在作战纪律方面的规定是非常严格详细的，违反这些制度的处罚力度甚至近乎残忍。那为什么这种近乎儿戏的“香肠战”却能让苏军战士忘记纪律，屡屡奏效呢？
原来，芬兰的温度常常低于-40度，在这种寒冷的天气下，硬面包和水是不能补充体力的，部队想要生存和有战斗力，必须要有营养丰富且高热量的食物。而芬军尽量避免与苏军主力对战，以游击战的方式重点“照顾”苏军的野战厨房和后勤补给。于是，在生存本能的趋使下，面对热气腾腾的香肠汤，苏军战士们“选择性”地忘记了作战纪律，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认知中，清贫的官员一直似乎就等同于好官，然而历史却证明其实不然。汉朝的张汤，死后家中不过余皇帝所赐的五百金，不可谓不清贫。但是其因为和大农令颜异对汉武帝制造鹿皮币的意见不同,就以颜异在新令下行时“微反唇”的举止，判定他“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为迎合皇帝，以“腹诽”论罪，因此被司马公列为酷吏；明代的海瑞，死时人们发现他用的是葛布帐子和破木箱，“有寒士所不堪也”，可谓清贫之极。但是其颇为自得的“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的判决民间纷争标准却让他想保护的人“乘机告讦”，导致“故家大姓明有被诬负屈者”。《历史的B面》的作者聂作平先生认为海瑞哗众取宠其实迂阔无能，而这一观点在当今历史界获得了不少的认同。可见，清贫并不代表能力，更不绝对意味着对社会有利。
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我们也必须看到，很大一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广大非大城市区域的普通基层公务员，还过着不如大城市普通小白领的生活。而这些公务员又恰好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一旦出现因对比导致的心态失衡，就很有可能出现几匹铤而走险的害群之马。
“廉”其实未必一定就要“清贫”。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政治经济学也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养廉一词的关键便在于“养”一字。在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适当逐步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农村基层公务员的待遇相对于制度的威慑和片面地说教对于廉洁的保持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人的欲望总是无止境的，所以这个“养”必须与惩罚制度的严密化、廉政教育的常态化结合，这个“养”也必须是与国家的普遍生活水平相适宜的。
不让我们的公务员仅仅为了“一锅热腾腾的香肠汤”倒下，这便是笔者写下这篇文字的初衷。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