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航班恐怖信息 法律如何“亮剑”
2012年国内六“诈弹”事件处理回顾
●2012年8月30日 襄阳至深圳航班起飞后接到匿名男子电话称飞机上有爆炸物，航班紧急备降武汉机场，后被证实是虚假信息。犯罪嫌疑人熊某44小时后在广东东莞被抓获，其因个人原因拨打威胁电话，捏造事实。熊某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2年9月9日 三亚飞广州航班准备起飞时，广东籍乘客余某“想活跃下气氛”谎称有炸弹，导致飞机延误。余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2012年9月25日 旅客陈某不满机场安检流程，谎称行李内藏有炸弹，被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天。
●2012年10月8日 南航CZ680航班因收到匿名威胁信息备降兰州中川机场。经过5个小时的安保检查后，未发现异常，嫌疑人被刑拘。
●2012年10月12日 16岁少年刘瑞与父亲口角后，谎称“上海虹桥飞往重庆的航班”有液体炸弹。刘瑞因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2012年12月31日 一名27岁女乘客因赶不上当日广州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谎称飞机上有炸弹。广州白云区法院一审认定，其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来源：东方网）
民航局局长李家祥1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航局正在和有关司法部门协商，今后对严重破坏民航安全的这一类行为，要考虑加重量刑，以杜绝有人再次以身试法。
李家祥表示，编造虚假炸弹信息威胁航班安全属于刑事犯罪，属于应该严厉打击的范畴，我国有关部门实质上在相关方面，也进一步加大了惩处力度，民航局正在协调司法部门的综合配合。目前，按照刑法规定，恶意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专家观点：“诈弹”频袭 法律如何发力
图片来源：深圳市公安局
目前为止在中国这类犯罪的惩罚，一般一年到一年半，最高是四年，显然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严重的处罚。据了解，以美国纽约州为例，法院对于类似行为人判处20年甚至终身监禁，而经济赔偿或处罚也在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
航空公司可以考虑给这些发布恐怖信息的人员制定黑名单。此外，现在所用的《民用航空法》还是1996年实施的，20多年来没有经过修订，已经有些滞后，我国刑法97年修订以来，民用航空法也没有做修订。那么现在来讲，专门法、特殊法都没有做约定，因此我们建议尽早修订航空法，制定更加专门的部门法，更加细致有针对性的遏制这种犯罪。
这种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本身属于一种侵权行为。目前，亟须解决的是，法律要明确规定此类事件发生后，航空公司和旅客可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
为有效应对和防止恶意干扰航空秩序的行为，航空公司应进一步加强航空器、运输货物和托运货物的安全检测，进一步加强安全检查，尽最大努力防止可能出现的一切安全隐患。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也应该自觉主动接受安全检查，“这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遏制此类事件发生，一方面要进一步严格执法，更重要的是应该进一步加强此类案件的法制宣传，让人们知道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
同一时间针对多架飞机的“诈弹”威胁，不排除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其危害已构成对公共安全的“新型恐怖袭击”，需要加大惩处力度。这种蓄意制造的恐怖，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的组织理应被视为恐怖组织。然而，我国刑法对何为恐怖组织，何为恐怖活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许因为刑法同时规定着，“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恐怖活动组织”一般被认为必然和这些暴力性犯罪挂钩。
因此，这也需要引起立法者的思考和调研，是否有必要将恐怖组织罪的范围予以评估，不再仅限于暴力性恐怖性犯罪，将“有组织蓄意散布恐怖威胁信息”的组织包括进去？
基于此,在一个倡导法治的社会里,当个别公民的行为举止与公共利益格格不入时,我们的法律制度必须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社会成员普遍期待的他律责任,及时补足公民自律意识参差不齐造成的洼地——尽管我们可能无法阻止有些人编造、传播恐怖信息以泄私愤,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严厉的事后责任追究机制,让恶作剧者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惨重代价。一来可以让利益受损者不至于无奈地选择“自认倒霉”；二来更可以通过以儆效尤的方式提醒、倒逼广大公民看清法律这条高压线,以强化自律意识。
总之,面对一再出现的“航班诈弹”案件,利益受损方却只能无奈地“自认倒霉”,这足以提醒立法机关有必要及时补足法治短板。 通过修缮民航法、刑法等法律,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威慑力,明确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量刑情节,同时,严格追究虚假恐怖信息编造者及传播者的民事责任,责令其承担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有当“航班诈弹”制造者切实领教法治“炸弹”的威力,此类“航空诈弹”事件才能减至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