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前夕 倾听民警妈妈的心
五月的母亲节里，母亲们会得到一束康乃馨。康乃馨被视为献给母亲的花。在中国，母亲花又叫忘忧草。
中国传统家庭观奉行“男主外女主内”，当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争取到“主外”的权益后，其身心又如何在同时还要“主内”的双重角色中平衡？在取舍与忙乱的困局中突围？
这里没有对传统母爱的颂歌。她们也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
所有的困惑与愧疚，狼狈与疲惫，无关自怜，无关邀赏。只是妈妈们最真的生存写实，最深的母亲心的流露。
母亲节前夕，收获一批警察妈妈的心声。警妈们得到一个表述自己母亲身份的机会，无一例外地，对家庭、对孩子，经年的困惑、愧疚、狼狈与疲惫，似乎等来一处“泄洪口”，喷薄欲出。作为女警，她们做母亲的经历里，夹杂了更为复杂或者难言的情愫。有一点可以肯定，孩子，是造物送给她们做女人的礼物；此生为人母，她们对生命终究都充满感恩与礼赞。
湖北省黄梅县公安局城关交警中队的赵琳，第一次怀孕时因工作中登高取户籍册导致流产，失去一次做母亲的机会。此后几年里，她满怀虔诚，小心翼翼，终于等来了女儿“顺顺”。她视女儿为天使，自己则化身天使的羽翼，想要一路护着她的小公主健康、快乐长大。然而她又纠结，甚至惊慌。身为警察，每天的警务中，她看到人性中负面的东西比普通妈妈更多，她担忧女儿过于单纯和天真，将来会难以立足人群与社会。
这是从事警察工作带给母亲们最直接的困扰。也不妨当作最原始的动力。一方面，希望孩子成长的生态环境纯净、安全；另一方面，现实中的阴暗与危险，却随时随处地潜伏着。而警察妈妈们的工作，正是在尽力地营造和维护前者、减少甚至灭绝后者。从这个角度来看，警妈们应更多地为自己骄傲、庆幸，因为职业的性质，她拥有和掌控着更多缩小这二者差距的机会和权力，她是所有孩子的保护者和捍卫者，是赋予了大爱、神一般的“圣母”。
武警军人聂虹影，17年立功12次，语言专业、法学专业、行管专业文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记者证、中国作协会员证，发表1000多篇作品，四本作品集。然而她情愿用所有这一切，换来儿子一次依恋的牵手。她说在玩命地进取、努力地工作的同时，作为母亲，却错过陪在儿子身边伴他度过幼年、走过童年、进入少年的宝贵光阴。现在，她正努力地想要抓住这次机会，挤进即将到来的儿子的青年时期。然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她再次被抽调进京几个月，与住校的儿子一周一见的奢侈又给中断了。她甚至想，如果一切从头开始，她宁愿选择另一种工作与生活方式。
因工作而忽略和亏欠孩子，自责是母亲们的第一反应。女性一旦体验过生养的喜悦与痛苦，做“人”和做“女人”之间的矛盾就会深深地镶进她的生命。这是全世界工作着的女人共同的生命体验，中外如是。正如女作家时期的龙应台所言：“谁能告诉我做女人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
这个问题无解，只有靠自己去努力地破“局”。当女作家龙应台转型为女局长龙应台，再见久别的儿子，看到的是一双冷冷的眼。为此，她花三年的时间，坚持与儿子通信，让儿子了解自己，也努力走进儿子的世界。她最终赢回儿子的心。
远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女民警王海平，却也在工作繁忙、疏于照料女儿的同时，反收获到另一种喜悦———女儿的自立与乐观。警事繁重，王海平的不少同事们和她一样，孩子放假便往夏令营里送。不是那里的民警育儿理念多先进，更不是钱多得没处花，而是实在忙得顾不上，只有夏令营既省心又安全。庆幸的是，“警二代”女儿因自幼长期得不到同为警察的父母的照顾，竟学会了自己照料自己———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为此王海平感谢女儿给了她工作时足够的“放心”与“踏实”。
其实，王海平的“放心”，正是来自她自己的宽心与平常心。她看到懂事的女儿有一颗健全、快乐的心，开朗、乐观，不仅能照顾好自己，还会念及周围的朋友、师长，会在生日时为他们烘焙蛋糕。她很为女儿骄傲。虽然女儿在学校里的考试分数不够“优秀”，但在她眼里，自己的女儿却是个真正优秀的“人”。
在众多警妈的稿件里，浙江杭州的胡冰是惟一的警爸代表。男性永远无法真正体验到女人孕育生命的喜悦与痛苦，但不妨给他们一个臆想的机会———假如我是母亲。胡冰最先想到的是儿子初降人世时，妻子和自己的母亲全权“霸占”了儿子，他这个儿子的创造者之一，完全被两个女人排除在外，想帮个忙都不让插手。看着那么个小东西对妈妈们天然的依恋和信赖，他由羡慕而嫉妒。纵使他对儿子的养育有一整套理论和计划，却都苦于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
100多年前，妇女解放运动或称女权运动的初衷就认为，无论男女，自然、法律和造物者对人都是公平的；妇女在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上，具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100多年来，在实现妇女解放运动这一初衷的过程中，进步与自由，代价与反思，主义与流派，紧随而至。在世界范围内，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以及艾滋病流行，加之越来越多的女性登上政府、企业、学校、传媒等各领域的领导位置，以致男人们发出“母鸡打鸣了”的惊呼，女人自己也开始怀疑“还会不会生蛋”。
在中国，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得益于最早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及从事洋务运动的早期维新派。自20世纪初叶，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在立法中确认妇女参政的权利。五四运动期间，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呼声和行动，也曾迫使北洋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最终，妇女平等权利得到法律上的确认，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60多年来，中国妇女作为“半边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所承担的角色与任务，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社会角色与做母亲的天职二者兼顾，矛盾与困境也不断升级。中国传统家庭观奉行“男主外女主内”，当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们争取到“主外”的权益后，其身心又如何在同时还要“主内”的双重角色中平衡？在取舍与忙乱的困局中突围？
这里没有对传统母爱的颂歌。她们也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
所有的困惑与愧疚，狼狈与疲惫，无关自怜，无关邀赏。只是一群民警最真的生存写实，最深的母亲心的流露。
母亲节的由来
母亲节的传统起源于古希腊。在1月8日这一天，古希腊人向希腊众神之母瑞亚致敬。到古罗马时，这些活动的规模就变得更大，庆祝盛况往往持续达3天之久。
17世纪中叶，母亲节流传到英国，英国人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在这一天里，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将回到家中，给他们的母亲带上一些小礼物。
现在世界流行的母亲节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美国最先设立的。
1876年，美国还在悲悼南北战争的死者。安娜·查维斯夫人（Anna Jarvis）在礼拜堂讲授美国国殇纪念日的课程，讲到战役中捐躯的英雄故事后，她进行祈祷时说：“但愿在某处、某时，会有人创立一个母亲节，纪念和赞扬美国与全世界的母亲。”
查维斯夫人为她的礼拜堂服务超过25年，当她在72岁逝世时，41岁的女儿安娜立志创立一个母亲节，来实现母亲多年前祈求的心愿。安娜先后写信给许多有名望的人物，要求他们支持设立母亲节，以发扬孝道，初时反应冷淡，但她不气馁，继续向各界呼吁。
1907年5月12日，安德烈卫理教堂应安娜之邀为母亲们举行一个礼拜仪式。隔年，此仪式在费城举行，反应热烈，终于获得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支持，并于1910年宣布在该州设立母亲节。
1911年，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已经开展得非常广泛，不仅席卷每一个州，而且连加拿大、墨西哥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也都开始庆祝这个节日。
1912年，美国专门成立了母亲节国际协会。1913年5月，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号召总统以及内阁、参众两院和联邦政府的一切官员一律在母亲节佩戴白色石竹花。1914年，美国国会正式命名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并要求总统发布宣言，号召政府官员在所有的公共建筑物上悬挂国旗。紧接着，威尔逊总统昭告全国公民也在自己的住宅上挂国旗，以表达人们对全体母亲的热爱和尊敬。此后，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发表一篇内容相同的宣言。
此后，母亲节开始在各国迅速推广。（作者:马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