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须以市场化为方向

    后知后觉的中国城市居民，终于在最近几年纷纷意识到了城市水危机的存在。当然，这种危机意识还不曾反映在短缺层面，而仅仅是体现在对质量的担忧上。今年年初，嘉兴“死猪事件”让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居民顿时陷入了恐慌，对于跨省流域的水资源治理问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上游破坏，下游遭灾，类似的事情在工业化横扫全球的今天屡见不鲜，如何协调统筹来应对这一危机，势必成为全体社会所共同关心的议题。

    根据《新世纪周刊》的报道，针对流经安徽、浙江的新安江水域保护问题，两省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已于2012年开始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眼下，被称为“新安江模式”的生态补偿试点已经度过了第一年。对于这样的“破冰之旅”，关注生态补偿问题的人士当然有理由感到兴奋，以至于新安江流域的协同治理才刚刚开始一年，官方就有点迫不及待地为其冠上了“新安江模式”的名称。很显然，这样的急躁举动只能折射出问题的紧迫程度，却无法体现出探索的成功与否。

    在考察“新安江模式”之前，或许先应该对很多人并不熟悉的“生态补偿”做一个知识普及。简而言之，河流的上游居民守着青山绿水，为了保护环境而拒绝了污染项目的入驻，那么下游享受环境收益的居民，就有必要向上游居民支付一定的生态补偿金。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上游居民的行为将对下游人口产生外部效应，如果是植树造林，那么这种外部效应将以正面的方式抵达下游，如果是污染排放，则将以负面的方式到达下游。在中国，类似的水资源保护产生的生态补偿问题遍及全国，如何尽快探索出生态补偿的机制，已经显得非常急切。

    作为全中国第一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体现出浓烈的行政主导色彩。协议肇始于浙江省的提议，而在财政、环保两部的主导下，浙皖两省约定：从2012到2014年三年间，中央划拨3亿给安徽省，安徽省自备1亿；而浙江安徽两省之间则实施“对赌”协议，即水质合格浙江省向安徽省每年支付1亿，水质不合格，则由安徽省向浙江省支付1亿。协议实施第一年，局面显然是双赢的，为此，浙江省首次向安徽省支付了1亿元。

    然而，第一年的平稳度过却无法遮掩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浙皖两省之间的补偿方案主要是基于行政协商，并未考量实际的生态收支。以安徽省为例，为了做好生态建设，新安江源头的黄山市甚至成为安徽首个不考核GDP的市份，而安徽省先后投入的保护费用超过了20亿，这还不包括对当地居民的收入影响。而具体到补偿，不要说补偿的标准如何确定，补偿的主体也还是存在于省级政府之间，距离直接的惠民还很远。

    行政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种种“不公平”现象是必然的，因为这其中的博弈是封闭的，是基于行政权力进行的。理想的生态补偿机制，一定是以市场导向为主，由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实现补偿上的公平。当然，市场导向的生态补偿机制在建立之前，必须要满足产权清晰、产权能够自由交易以及交易费用较低三个条件。对照上述三个条件，目前符合要求的河流流域几乎不存在，且不论交易市场和平台的建立，最基本的产权确定工作都是一大考验。因此，眼下由行政力量来主导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既是一种务实之举，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不过，行政主导的生态补偿终究不能持续太久，一旦人为压低补偿费用，上游地区的政府和居民都将产生怨言。久而久之，上游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将会促使更多的破坏性行动出现，届时，这些行动产生的负面效应即便可以被当地政府暂时阻止，但也会因为增加了当地政府的执法成本，而导致压力阀的失控。由此可见，对于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任重道远，新安江流域的探索样本作为一个不错的开端应当好好保护，而从行政主导走向市场主导，则必须成为未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