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修法助红十字会正本清源

    公众期望修法时,重点考虑红会“去行政化”的问题,给予红十字会更准确的定位,为其设置更明晰的权责界限,为其改革提供更充分的动力和保障,推动它与权力做切割,回归慈善组织的本质。

    据新华社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长会议日前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立法工作计划。“修改红十字会法”被列入立法预备项目,视情况在2013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

    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媒体报道,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24日表示,将于5月中下旬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此消息传出后引起广泛关注,不过日前重查一事又现转折——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个人微博上表示,“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GMM,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真实情况是社监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对此,王永表示,红会确实没人说过要查,重查是社监委委员的个人建议,目前重查尚停留在建议阶段。

    之前,舆论普遍将“重启调查”视作红会释放的一个积极信号,事情发展至此,不少民众感到失望。不过,红会面临的信任危机,并非只是一个“郭美美事件”造就的,即使重启调查,也只是“头痛医头”式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挽回公信力。要想重塑形象,红会必须在体制、机制上动大手术。

    捐赠信息和财务管理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这些是红会近年来集中暴露的问题,红会要实现“救赎”,除了要解决这些表面的弊病,更根本的是摆脱行政化的体制。与欧美国家的红十字会相比,我国的红会本质上更像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按照红十字会法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不过,与一般社会团体不同,红会的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享有部分财政拨款。凭借官方背景,红会已习惯于通过权力资源做慈善,甚至习惯于“命令式慈善”。这种官办慈善,基础不是公众的信任,而是权力的荫蔽,这可以说是红会遭遇信任危机的根源。

    正因如此,在为红会开出的药方上,不少专家都提到了“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建议其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元互动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破除行政依附,凭借为公民服务提升竞争力。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仅期待红十字会自身发力肯定不够,毕竟“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而且说到底,红会仍是体制内的一环,真鼓起勇气给自己“动手术”,恐怕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去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体现了国家对红会、对慈善组织的重视,也为红会的未来进行了大的规划设计。这次“修改红十字会法”列入立法预备项目,也让人充满期待。公众期望修法时,重点考虑红会“去行政化”的问题,给予红十字会更准确的定位,为其设置更明晰的权责界限,为其改革提供更充分的动力和保障,推动它与权力做切割,回归慈善组织的本质。毕竟,在这个民间慈善迅猛发展、社会组织逐渐展现力量的时代,红会的改革不但关乎自身是否能重获生机,而且深受外界关注,公众希望它能成为社会组织改革的引领者。针对红十字会的修法是一次契机,公众对此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