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新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大量的用工需求使农村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农村出现了大批“空心村”和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大多数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教育，精力不足、知识欠缺和“隔辈亲”式的教育使很多老人过于溺爱孩子而疏于管教，留守儿童成了“放养儿童”。有的“放养儿童”在人格人性成长关键时期没有得到合适的教导，性格慢慢扭曲，是造成他们走向歧途的主要成因之一。
案例一邱少波的狱中成长
在遇见河南省周口监狱六监区警察曲春甫之前，服刑人员邱少波的爱憎标准非常简单：谁对他好，谁就是他的“大哥”，谁对他不好，谁就是他的“敌人”。
服刑人员张某对邱少波好，经常在监狱服刑人员超市刷卡给他买香烟、方便面，让这个两年没人探监的青年犯邱少波热泪盈眶。邱少波就认张某为“大哥”，在劳动改造时趁警察不注意，将自己的成品换“大哥”的半成品，使大哥的劳动改造成绩非常突出，以便创造更多的条件减刑。管教警察发现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让他和张某参加了监区举办的规范学习班，这让他认定警察在故意和他过不去，立即扬言：“以后我什么也不干了，不参加劳动，不参加学习，要严管便严管，想禁闭就禁闭，要加刑就加刑，我反正就这样了，一辈子不想减刑，要吃一辈子牢饭！”
为了证明自己说话算话，在参加学习班的第一天，邱少波就“病了”，起床号吹到最后一遍，全监舍的服刑人员都完成了洗漱，他还赖在床上不起来。参加劳动改造时，他的产量锐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因为手“抽筋”了，他还挑衅地看看管教民警，意思非常明显：“既然你不能打骂体罚虐待，我就要看看，你怎么对我说服教育，怎么让我心服口服。”
邱少波没有想到，分监区长曲春甫并没有为难他，对他的故意较劲没有发表任何指责的言论，而是在闲暇时间和他聊天，听他讲述小时候的事，对他小时候聪明顽皮的趣事十分欣赏。曲春甫对他说：“常言说，‘淘小子’出‘好小子’，你这个顽皮‘淘小子’，其实具备‘好小子’的潜质啊。要是教育好了，出狱后肯定很有出息。”邱少波心情好时，就会表现突出些，这些表现也逃不过曲春甫的“法眼”，总会得到他不动声色的肯定或鼓励。所以，对曲春甫带有调侃意味的批评，邱少波虽然仍觉逆耳，反应却不再激烈。他还隐隐感觉到，曲队长对他不错。
在取得邱少波的信任后，曲春甫和他的谈话范围就更宽泛了。知道邱少波从半岁开始，父母双双外出打工，每年就春节回来那么几天，他的童年是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由于贪玩，没人辅导家庭作业，他的成绩非常差，经常受到老师的羞辱和批评。作为“回报”，他就把墨汁倒进老师晾晒的运动鞋内，偷偷把死蛇放进爱告状的女班长书包里，还气病了爷爷奶奶。
邱少波告诉曲春甫，他从小其实最渴望得到爱和尊重，有时老师一句不经意的肯定，能让他高兴几个星期。11岁那年，爸爸打工寄回的5000元钱，他偷出来给班里的同学分了，那天，全班同学都跑到超市购买自己最心爱的玩具和零食，齐声夸他大方，虽然后来被爸爸打个半死，但他用钱换来的畸形尊重还是让他得到极大的满足。
可对他来说，这类畸形的尊重次数也不多。邱少波索性偷了父母的银行卡，取了2万元钱跑到邻县县城和一群同龄的“小混混”厮混。从此，他再也不敢回家，辍学跑到平顶山。那年，他14岁。
当然，这些都是法院判决书上所没有的。判决书上只记录了邱少波在17岁那年，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先后作案80余起，涉案金额20多万元，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随着和邱少波交谈次数的增多，曲春甫越来越感觉他和普通人一样，有一颗渴望荣誉的心，内心脆弱，渴望关爱。他的怪癖、任性是因为他不懂很多做人的基本道理，在他需要掌握这些道理时，他缺乏一个可以信任的人生导师。他曾不无哀怨地对曲春甫说：“曲队长，要是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我根本就不可能犯罪！”
案例二
杨耀东的“江湖人生”
判决书上，杨耀东的罪名是故意杀人。但在曲春甫看来，这名戴着眼镜的信阳籍小伙不像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事实上，杨耀东到现在还有这样一个毛病：见到鲜血，哪怕是鸡血，他都会晕倒。
但这并不意味着杨耀东是被冤枉的。5年前的一个春夜，他的“老大”带着包括他在内的一群少年在信阳某县城一家网吧上网时，被对手“灭”了数次。“老大”非常气恼地在网上和对手对骂起来。没想到，对手也在同城，对骂一阵子后向他们提出了挑战，“大哥”不甘示弱，和对手约定决斗的地点。“大哥”一声号令，杨耀东想也没想就跟着伙伴骑摩托车和“大哥”来到郊外，与对方发生了一场血拼。激战中，慌乱的杨耀东挥了一下“大哥”提供的水果刀，一名青年软软地倒下了，喷出的鲜血模糊了他的双眼。他也被对方的鲜血吓得晕倒在地。
曲春甫认为，杨耀东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假如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父母不缺位的话。和邱少波一样，杨耀东在6个月大时，母亲就匆匆给他断了奶，外出到广东东莞一家工厂打工，因为父亲是个部门主管、母亲是个高级组长，他家的收入不菲。母亲的产假只有6个月，父亲只有两星期。如果要自己抚养孩子，就必须辞职，对于在一家外资企业干了8年才熬到这个岗位的他母亲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所以，他父母把年幼的杨耀东甩给爷爷奶奶抚养，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
杨耀东从小性格懦弱，经常被其他孩子欺侮。被4个孙辈孩子折磨得脾气暴躁的
奶奶从来没有打算给这个受欺侮的孙子以任何慰藉，反而总嫌他给自己惹事。爷爷也不喜欢他这个学习成绩总亮“红灯”、常被老师叫去开家长会的孙子，经常“妙语连珠”地给孙子定义为“烂泥糊不上墙”、“狗肉上不了席”。
13岁后，他和其他孩子一起拜一个辍学在家的小混混为“老大”。从此，他经常逃课，泡网吧彻夜不归，跟着“老大”去“踢场子”、收“保护费”，看到有人对他们这帮“活阎王”退避三舍，杨耀东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和自尊。
其实，他完全还有一次机会改邪归正。15岁那年，他从一个幽暗的网吧打了37个小时的游戏后，起身出门时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伤了髋骨。在饿了48小时、疼了9小时后，他决定告诉网吧老板他爸爸妈妈的联系方式，从广东赶回的父母租车从邻县将他拉回来，赶紧将他送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父母借助儿子不能逃离的机会，仿佛要把十几年来缺位的教育一股脑地补上，经常毫无顾忌地“人前教子”：如果不改掉自身的毛病，以后“疼死了也不会看他一眼”。杨耀东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表示“还不如死了”，他的母亲径直打开窗户，建议他立即跳下去：“这是五楼，你若跳下去，我们都清净了。”
杨耀东的腿伤还没痊愈就逃离了医院，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他的父母收到省周口监狱寄发的收监通知书后，再次从广东工厂双双赶回，隔着铁窗哭诉：“儿啊，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有一个好的未来，才辛辛苦苦离乡背井在外打拼，你怎么就这样不争气？”
分析农村青少年“放养”之痛
按照功能划分，省周口监狱六监区是以教育改造青少年罪犯的主力监区。这让分监区长曲春甫有了更多的机会探索青少年特别是农村青少年犯罪的轨迹。他发现，父母双双外出务工将年幼的孩子变为“留守儿童”是诱发农村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的第一大因素，而诱发城市青少年走向犯罪的第一因素是父母离异。
省周口监狱对2008年以来在该狱关押的农村籍青年罪犯进行了一次调查，犯罪时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有50余人，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年龄上呈低龄化犯罪趋势。这些农村青少年犯罪目的比较单一，伤害、侵财案件占大多数，也有部分青少年卷入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呈现出手段老辣、目的单一、恶性加大、集聚帮派、流动作案等特点。
省周口监狱副监狱长崔应召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大量的用工需求使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造成了农村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空心村”和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他们大多数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教育，精力不足、知识欠缺和“隔辈亲”式的教育使很多老人过于溺爱孩子而疏于管教，成为“放养儿童”。“放养儿童”在人格人性成长关键时期没有合格的人生导师，以至于有的“留守儿童”性格慢慢扭曲，是造成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的主要成因之一。
农村薄弱的师资力量和应试教育也是将某些“留守儿童”推向犯罪的幕后“黑手”。应试教育让师资力量原本薄弱的农村中小学忽视了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健康人格的培养，一个班级动辄上百人的教学环境只能使农村老师把精力投入到少数尖子生身上，而对一些学习差、调皮捣蛋的学生不管不问，甚至教学一年了还认不全班里的学生。这使部分农村学生对学校、教师和社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在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下，很容易出现逃课逃学，加入涉黑团伙，进而引发违法犯罪。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崔应召告诉记者，相对于那些累犯、惯犯，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罪犯的主观恶性并未根深蒂固，是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果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者工作细致深入，多些耐心，对这些父爱缺位的犯错男孩进行人生观、价值观“补课”，就能把他们从人生歧途中拉回正轨。
记者了解到，监狱针对这些年龄尚小却锒铛入狱的罪犯开展了“补牢”计划，成立“父爱委员会”，针对每名类似成长经历的青年罪犯，指定一名阅历丰富、善于教诲的中年警察承包教诲，给他们“开小灶”，定期谈话，弥补他们成长关键时期缺失的父爱，培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记者赵蕾 通讯员邹志远 实习生申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