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用判决书说理促公正

    人民法院报这篇编辑部文章《把公正司法的壮丽和声奏得更响》论述了加强司法公正工作中八个方面的重要理念，每一个都至关重要。司法公正涉及方方面面，要把公正司法的壮丽和声奏得更响，要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离不开用判决书说理讲法。去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新增第一百五十二条明确要求“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这就意味着，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理是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

    强化判决书说理是提高判决质量的重要途径。在不少判决中，法官在叙述案情之后，便直接援引法条裁判，但为什么依据该法条则语焉不详。有的判决不针对当事人的诉求来说理，虽讲出了一些道理和理由，但毫无针对性。有的判决甚至根本不援引具体法律规则，而只是援引法律原则（如诚信原则、公平原则）裁判，此种情况俗称“戴高帽”的判决。意思就是说，判决的依据直接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来，看起来层次很高，但实际上，由于这些基本原则放之四海皆准，可以适用于任何案件，因此等于没有援引法条裁判。许多判决书，不要说当事人看不懂理由，就是法学专业人士，在看完之后也是一头雾水。

    判决书之所以需要说理，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从个案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司法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法院是最讲逻辑、最讲道理的地方，人民群众之所以将纠纷提交到法院，正是为了寻找说理的地方。如果判决书不讲道理，就意味着司法不讲道理，老百姓也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说理了。法谚有云：正义是从裁判中发声的。司法的正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正是通过每一份判决书中的理由所彰显出来的。可以说，判决的说理性越强，其公正性越强，也就越够为当事人所接受，起到案结事了的作用。在实践中，某些判决从结果上看，对当事人双方是公平合理的，但因为欠缺说理，导致一方或双方都不相信该判决是公正的，甚至出现无休止的缠讼、上访，从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对法院而言，判决说理是践行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增进司法权威的重要举措。司法公开不仅仅是程序的公开，还表现在裁判结果、裁判过程的公开。尤其是法官应当将其在裁判过程中的心证公开，即将其内心确信的形成过程向社会进行公开。判决需要强化说理，首先就是为了说服法官自己。这就要求案件裁判结果必须要有正当理由的支撑，如果缺少充分的说理论证，法官连自己都无法说服，如何说服别人？只有强化判决说理，才能实现裁判的公正。一份充分说理的判决，本身就表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是公正司法、不偏不倚的，这也是法院裁判正当化的重要依据。

    对当事人来说，裁判的说理也是辨明是非、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的重要方式。判决说理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法官充分展示了裁判理由，当事人知道究竟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大多数当事人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裁判的说理本身具有引导人们正确行为的功能，因为在判决中辨法析理、定分止争、阐释规则，不仅是具体案件的当事人能够感受公平正义的方式，也是让整个社会感受司法公正的重要方式。人们可以从充分说理的裁判中形成合理的预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也是判决与调解在功能上的一个重大差异。

    对整个社会而言，充分说理的判决才经得起社会的评价。尤其是在信息畅通的网络时代，网络监督的功能已经发挥着很大作用，每一个个案都可能在网上公开，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社会的关注不限于对判决结果的简单关注，而更体现在对判决是否详细说理的关注。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公民法律素养的普遍提升，也反映了公民对司法公正的强烈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判决的说理是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期待、强化社会监督的重要内容。判决的充分说理，可以有效地减少社会对法官的质疑，能够有效地规范自由裁量，防止司法专横、恣意裁判。

    每一份判决都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一份答卷。在国外，一份判决可能是一篇绝佳的论文。当然，要求判决书都成为学术论文，这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但每一份判决书至少都要讲出充分的理由，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甚至是社会对法官提出的基本要求。民事诉讼法将判决书说理作为法官的一项职责，也是当前促进司法公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