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法院工作23年，执行岗位15年，这似乎更像是男人的活儿。
胡爱琴：常常要面对被执行人，一有人举报，发现被执行人在哪里，我们马上就得出发。节假日对执行人员来说，是挺奢求的事。能过上一个安稳的假日对一个渴望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更是渴求的。
记得女儿刚上小学时，有次我接到紧急任务匆忙出发，天黑了才收队，突然想起年幼的女儿还在学校没接。可一到学校，女儿不见了，急得我到处找，直到发现黑夜中女儿小小的身影，我已是惊出一身冷汗。但没办法，把工作排在家庭前面，好像是我们这代人的教育理念。
其实，我也曾向领导提出过想去审判岗位，相对单纯一些，但种种原因就一直在执行岗位上坚持了下来。既然在做，就要尽心去做，要对得起这个岗位。
记者：如果仅仅做到程序到位，其实也很简单。可您为什么不满足于此？
胡爱琴：程序很简单，但架不住当事人来缠，特别在基层法院，执行人员的办公室是对当事人敞开的；当事人不懂法律，以为执行就是到法院来拿钱，拿不到就是法官不负责。而且，设身处地想想，这些人也不容易，有的人也许一辈子就打了这一次官司，我就从良心出发，每次告诉自己再去试试，尽力去做就问心无愧。
我从农村出来，吃苦吃亏不怕，就怕受气，我也常说干活干不死人，气能气死人的。现在执行人员出去办案都是要求人家的，工作难做。一些当事人还不理解，要来责难我们，我们也感到很委屈。但无论如何我们做事，我觉得要对得起上下三代，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子女。
记者：您说做人要对得起三代，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胡爱琴：上世纪80年代考学填报志愿时，我本来要去报供销学校的，因为乡镇供销社就算是跳出农门了。路过杭州法律学校招生摊位时，被他们叫住了，“小姑娘，来报我们学校吧”。那时，我还比较苗条，模样也不错，不像现在。就这样考了法律学校来到法院，在我们村子里算是比较有出息的了，也给父母带来名望。
他们一辈子农民，最看重的是声誉清白，从小教育我们不贪不占，知足常乐。我也深受影响，觉得现在物质条件很好了，工作辛苦些，但欲望不多，也就心宽体胖。
如今感觉最对不起女儿。女儿18岁了，正在读高中，住校。我只能尽力弥补，努力与女儿共度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陪她长大。
记者：工作这么忙，在家庭事务处理上和丈夫有矛盾吗？
胡爱琴：执行就是这样，法院法官队伍中的特殊人员，无论吃饭、睡觉，有申请人举报就要走。我们萧山又是机场所在地，全省执行限制高消费的不少协助工作，我们也要办。
对此，老公很是理解支持。这辈子别的不说，老公是绝对找对了。他老家是我们邻村的。应该说，他理解我的工作性质，还经常提醒我办案时注意言行，不要因当事人胡搅蛮缠自己失去分寸，有损司法形象。而且，在家庭事务上，老公也多有担待，女儿也是和爸爸亲，爱吃爸爸烧的菜，说我就只能烧烧熟。
女儿很懂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自己上下学，钥匙挂在脖子上，放学了自己回家，或先到门卫爷爷处做作业，等我们回家。有时我们两个都忙，就让她外婆过来给孩子做饭吃。到了五六年级，孩子自己提出要学做饭，说外婆坐公交车赶过来也辛苦。起初也是有时烧焦有时太软，我们总是鼓励为主，再加上一句“如果再多加点水（少点水）就更好了”，就这样，她慢慢做得很好。
记者：你们都这么忙，为什么没有给她零花钱，让她自己外面吃？
胡爱琴：在她小时候没有想过让她外面吃，我们不想让她养成浪费的习惯，不节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有担忧，不放心她这么小就一个人胡乱吃，而且从小我告诫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要出去至少要两个同学以上，也不知道这种教育对不对。
我知道，自己因为工作得罪了不少人，怕有人报复。曾有当事人把炸药包寄给法官，也曾有当事人多次在路上拦截我，这不能不说带着威胁意味。我得以防万一，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