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直面被执行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实施一科科长胡爱琴
凌晨美梦中，接到举报电话，胡爱琴无须臾的恍惚，快速套上外套，扣着扣子走进厨房，为同事煮几个粽子当早点，轻手轻脚关门出发了。
午夜12点，把被执行人送到司法拘留所，回到法院换上便装，自掏腰包请科室的小伙子们吃个小火锅，听着他们“胡大姐”长“胡大姐”短……
15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胡爱琴和她的家人习惯了这样的清晨和午夜。她说，执行法官大多如此，也想过要调离执行岗位，奢求正常的作息，陪伴女儿成长，但终究像一面旗帜一样插在这个位置上，要像男人般孔武有力，又有着女人的天性温情。
你看她明亮的双眸，有着岗位特色的刚毅认真，可一旦笑起来，配合着深深的酒窝，那眼神甜蜜得能让人掉进去。
转战执行局的那些“阵痛”
胡爱琴1990年杭州法律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萧山法院。在法庭和办公室呆了8年，于1998年调任执行岗位，之后就再也没有“挪窝”，领导日益觉得她是执行业务的顶梁柱，不舍得放她走。
执行工作是个粗糙的活儿，何况是直面“萧山佬”：萧山与杭州以钱塘江相隔，在“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战略中，萧山被誉为杭州的“浦东”。萧山人精明、勤劳，有人评价萧山人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不抵一个萧山佬”。有着150多万“萧山佬”的开发热土上，萧山法院去年收案量超过3万件，其中三分之一，1万余件进入执行。
“进入执行的一般都比较难弄，好说话的当事人要么在判决前调解了，要么在判决后也履行义务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萧山法院执行庭庭长高胜伟说，执行工作的烦恼和繁杂，没做过的人难以体会，“甚至法院内部，法官们也往往认为执行专业性不强”。
高胜伟做刑事法官多年，刚调任执行庭时，怎么也难以适应：当事人打骂到办公室是常有的事儿，“到法院执行就是到法院来拿钱”也是惯有的思维，吵吵闹闹的工作环境一度让高胜伟闹上了高血压。
为了早点适应这岗位，他专门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推荐一本书让他看，还建议他养花养鱼。现在，遇到情绪激动难以对话的当事人，他灵机一动找借口让当事人先帮忙喂喂鱼浇浇花平复情绪，自己则到外面抽两支烟再回来，然后开始理性地对话。
转战执行的“阵痛”，傅嘉琦甚至付出了血肉代价。他原本是法警，参与刑事庭审直面被告人是常有的事，来到执行局才知道“那是纸老虎，执行面对的才是真老虎”。一对中年夫妻被传唤到法院后拒不履行法律义务，最后直接对执行员动起手了。同一办公室的傅嘉琦赶紧上前拉架，不想却被他们一口咬掉了半拉手指头。至今，他那短缺的食指一直是个怪异的存在。
在这样的环境里，胡爱琴一呆就是15年。她记不清最初的“阵痛”了，只记得一进执行局就24小时随时待命，那时还用寻呼机，现在手机24小时开机。面对高速膨胀的案件量，她有时也说：“我这个人要做死了”；遇到难以对话的当事人，她又说：“做是做不死人的，气会气死人。”可说归说，案子还是认真地办，别人办不了移到她这里也不推脱。去年，她一人办结了826件执行案件，在全院排第2名。
“法院判的有那么多钱，你得给我拿来”
一对60多岁的邻里姐妹，关系很要好，两人在一次结伴打临工途中，一人的三轮车失控，撞上了另一人，导致其受伤。因为两家在赔偿上谈不拢，不仅闹上了法庭，邻里姐妹的感情也生出了嫌隙。
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郊区常见而简单的案子，因为双方强硬的态度，赔偿无法执行，连交警和村干部都无能为力。到了强制执行阶段，胡爱琴不得不出马。
第一次到村子里找被执行人，跑了半天，没有打听到住址。“找不到人很正常，看到你是法院的，乡亲们都不想得罪人，不愿意指路，甚至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人家也有可能忽悠你不在家。”胡爱琴说，那次直到碰到一个小孩：“你们要找我奶奶啊”，这才跟着不谙世事的孩子找到被执行人。
靠打零工生活的老人，哪有支付10多万元赔偿款的履行能力，每月1000元的基本养老金也不能随意划扣。即便每月扣上一两百元，扣到猴年马月不说，申请人也等不起。只能再去找村干部配合，劝劝被执行人的两个儿子分担一些，劝劝两姐妹各让一点。
被村干部一口回绝后，胡爱琴没有因程序到位而终结案子，而是找到镇政府做事的同学牵线，再去找村主任。“想想当事人也不容易，我就再去试试，自己再去倒倒霉。”
萧山常住人口中，农村人口近51万，约占34%，法治的启蒙要在乡土社会破土而出，仍是任重道远。执行法官为“求人家”配合做事，往往要动用私人关系。
“村干部答应劝和了，又不能天天打电话问人家进展。”胡爱琴说，但申请人等不住了，天天到法院来吵，甚至在上班的路上堵她。“她总说，你们法院判的有那么多钱，你得给我拿来。”
每年总归要遇上几个类似这样的案子，让胡爱琴日益认为“在基层，执行是门艺术。”她不再像刚从事执行工作时简单地认为只要树立法律权威性就行了。
她继续跑村子，用脚步丈量司法审判与乡土传统之间的距离。三个月后，两家终于说和。
一个程序到位案号终结只用几天的案子，她花了三个多月，使双方当事人真正的案结事了了。
“她是吃定我了”
对于胡爱琴不仅仅走程序的工作习惯，浙江东南网架公司法务部项经理深有体会，也由衷认同：“什么叫程序，老百姓不知道，他们要的是最终结果。正是因为胡法官不用程序来义正词严地解释，不为结案而结案，老百姓才信服。”
项经理与胡爱琴相识于六七年前的一个案子，“本以为她会照顾一下本土企业，没想到她毫无所偏，后来接触多了，就知道这是她一贯风格，也心生佩服。”他说，“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法官，这样我们公司业务到哪里都不会遇上地方保护了。”
因为佩服她的人格魅力，项经理也乐于成为胡爱琴工作时借助的外力。
15个外地工人拿着劳务派遣协议要求双倍工资，胡爱琴一调查，得知东家是钢结构安装队，但已歇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也跑得不见人影。
欠下债务来个金蝉脱壳另起炉灶是劳务市场常见的招儿。胡爱琴继续追踪，发现此安装队为东南网架的关联企业，项经理在诉讼阶段也曾出现过。她便找到了项经理。
“我说东南网架只是接受他们劳务派遣，他们是独立法人，胡法官说，‘你肯定能找到他。’她那么笃定，其实要是换个法官我才不理呢。”项经理笑着说，他辗转联系上安装队老板，一来二去，最后帮工人们谈拢了，“她每次执行到钱就像自己拿到手一样高兴。”
“她是吃定我了。”项经理说，今年春节放假前一天，鹅毛大雪，胡爱琴给他打电话说“有个事儿，你过来一下”，神秘着不说啥事，来了才知道是公司一同事因私人纠纷送给她的购物卡退不回去，“又差遣我来拿走，说是不然过年过不安生。”
“您的为人就像一只外冷内热的暖水瓶”
胡爱琴性格日益像男人般直爽，雷厉风行，要对谁采取强制措施，立即办理好手续，报领导审批去，说一不二。
一大早赶来要“还原这个法官”的杭州市人大代表陈相瑜律师说，胡爱琴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很难弄的”，连小混混见到她也举手毕恭毕敬叫“胡法官”。
这名声不仅因为她的果断和法网无情，还因为她的细心和明察秋毫。
萧山有家超市倒闭后，老板跑得不见人影，众多供货商货款都要强制执行，闹得群情激奋、沸沸扬扬。好不容易找到躲到外地的老板，被拘留起来后乖乖交了执行款，要求解除拘留。
且慢，胡爱琴又在法院内网审判执行系统上查了一遍，发现还有几个供货商的案子正在审理阶段。“这人一放，他又不知道会跑到哪里去了。”
她要把司法拘留效果最大化，查询系统是她独有的习惯。她找到审判法官，商量执行前置，又问超市老板“还有哪些供货商的账没结清？”她一一通知供货商前来协商，来了个债权债务一一了断。
“她不是想着结案，而是想着当事人。在执行工作中，她有着自己的梦。”陈相瑜说，胡法官有梦才会在15年繁杂工作中没有变油，保持初衷。“尽管，那可能是很朴实的梦。”
陈相瑜的朋友徐老板和胡爱琴的细心求证态度有过一次交手。在拍卖一起案件的厂房、土地时，徐老板拿着两份租赁合同申请异议，“这厂房已被我租下了20年，租金800万元，已经一次性付清。”
按照徐老板的说法，厂房、土地是被执行人1800万元从他那里买进后，再以800万元租金租给他20年。胡爱琴觉得事有蹊跷不合常理，她要探个究竟。便一次次走访相关金融机构、工商局、厂房老板的亲属和现有的承租户等，发现徐老板提供的合同印章与工商留底的公司印章稍有差异。
“你提供的租赁合同中被执行人公章为什么和工商备案的不一样？为什么现有厂房承租户的租赁情况与你提供的也不符？”等到胡爱琴让徐老板解释怎么回事，徐老板开始紧张不安，喃喃着：“你这个法官还真是敬业啊，这都能发现。”
他向胡爱琴坦承，自己和厂房老板有些纠纷未解，这次想来买这块地及厂房，有高人指点后就用租赁合同来减少些损失，不曾想被识破。
胡爱琴继续和他说：“你现在还只是为金钱，如果你这样弄虚作假，情节严重就构成刑事犯罪了，得不偿失呀！”
她劝他用正常方式竞拍，后来徐老板以2410万元拍进。
“拍卖款按债权人各自债权的比例清偿，清偿比例才4%。如果没有好好把关那虚假合同，这比例就更低了。”胡爱琴说。
在执行工作中，常常会跳出个案外人拿着租赁合同，要求买卖不破租赁，在租赁备案制度不完善的环境里，保护当事人利益非常难。而要识破合同真假，基本是个传说。胡爱琴也为此烦恼，但她竭尽全力。
正如一位自言“从来不会违心奉承人”的当事人李文莉所说，“尊敬的胡法官，您的为人就像一只外冷内热的暖水瓶。”
“师傅的方法屡试不爽”
一做15年，荣誉等身，也还只是小小芝麻官，胡爱琴意不在官位，连荣誉她都觉得是太多了，外出执行被当事人认出是杭州市平安卫士而“压力山大”。
“她对荣誉、官位比较淡漠，是个默默无闻做事的人。”萧山法院院长楼军民说，胡爱琴埋头办案是能手，办好了更不邀功请赏，不得已到院长这里汇报工作有时也稍显拘谨。“把影响大的案子交给她，放心，她肯定会想方设法办好。常有拆迁腾房、车祸赔偿的执行案件当事人感谢我这个院长时，我还不知道案子她已处理好了。”
做了执行实施一科科长，大家还是喜欢叫她“胡大姐”，案子太麻烦，当事人太纠缠，移送给胡大姐的不少，而她也成了最为麻烦的探视权执行专业户。
“夫妻离婚后关于探视权的执行，当事人婆妈得厉害，往往在办公室里从认识结婚开始说到离婚，把陈年老账都翻一遍。并且，探视权执行又绝对不能硬来。否则，这周、这月，你强制执行给探视了，他下周、下月又来申请强制执行了。只能坐下来，好好给双方做思想工作。”傅嘉琦从2010年给胡爱琴做助理，深谙此理。
2012年9月，傅嘉琦出道后开始独立办案，“跟师傅久了，不说有七分像吧，起码有三分像。”他说，胡大姐就是良师益友，工作上从不保留。
傅嘉琦办案，查到被执行人账户上有几千元，一激动就要跑去冻结。胡爱琴劝他先别急，放长线钓大鱼，这几千元对申请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如若被执行人一旦支出金额超过一万元，就达到拒不履行判决罪的起刑点，以此给被执行人压力，往往能使他乖乖就范，把执行款一并拿来。“这一招，果然屡试不爽。”
让傅嘉琦学会的还有胡大姐的办案态度。人身损害赔偿案的执行，如果是外地被告，胡爱琴不按常理直接委托执行。她要先看看是否有保险，如果有就主动联系保险公司，把赔付过后的剩余部分再委托执行。“这些钱要过来是救急钱，也减少了委托执行难度。”傅嘉琦说，目前委托执行石沉大海的不在少数。
“胡大姐人实在，凡事带头做好，生活简单，连发型都十多年不变。”傅嘉琦说，不管谁的案子需要协助执行，她都第一时间配合。弄到半夜，还主动掏腰包请客吃夜宵，大家也习惯只做吃货。
“师傅是不需要门面的人，对物质也很淡薄。”傅嘉琦说起上月的一件事情，有当事人来提交申请材料给她，放了个信封在里面。等傅嘉琦回到办公室，胡爱琴主动说，刚才那人竟放了5000元的购物卡在材料里，“她就让我给那人打电话让他来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