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选派民警到基层挂职锻炼，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培养民警素质、提升民警能力的有效举措。实践也一再表明，不少民警挂职结束回来，表现更加出色，不仅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明显增强，从警观念、为民服务意识更加强烈，为人处事也愈发坚持党性原则、视野开阔、胸襟坦荡。
不过也须承认，当前民警下派挂职过程中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 “乱象”：有的民警明明在挂职动员大会上亮了相、表了态、宣了誓，但其后就是千呼万唤不启程，姓名虽然报到了基层，人却依然“我自岿然不动”，表现出誓将原办公室坐穿的决心和勇气；有的民警被确认为下派对象之后，果真就在原单位失去踪影，然而蹊跷的是在其挂职单位也难觅尊容，倒是一不小心于其家中不期而遇；有的民警服从组织安排，也立马起身下去了，却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整天在基层神情恍惚，无精打采，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至于挂职期间默默无闻，碌碌无为……更有甚者，当初组织部门与其谈话征求下派意见时，信誓旦旦、豪气冲天，没想到真下去一番体验之后，竟然变成怨气不止、悔意连连。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应该说，定期有选择性地将民警下派到基层进行挂职锻炼，是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创新队伍建设、构建新型民警选拔、考核机制的一大亮点。通过将一批年富力强的民警派往基层挂职，可以达到几方面共赢的效果：一是能够让这些民警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受到磨炼，从而不断丰富其理论知识，积累实践经验，知晓民众所需，了解社会实情，进而提高其本职工作能力与服务群众水平；二是能够让这些民警通过在基层与广大党员干部打成一片，密切联系群众，深化对党与人民群众鱼水之情的认识，从而确保其在以后的工作中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安于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能够让这些民警充分发挥自身学有所长、业有所精、爱有所好的优势，在挂职单位大显身手、大有作为，推动当地科学发展、促进当地社会和谐、改善当地民生状况、加强当地组织建设；四是能够让组织部门深入考察其履职能力、专业特长、领导水平、行事风格，从而做到在其以后的培养、使用、提拔过程中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真正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之所以会出现当前民警下派挂职中的“跑偏”现象，说明既有的民警下派挂职工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比如，民警下派挂职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一定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喜事，意味着获得了上级领导、组织的信任与青睐，意味着将来可以期盼的提拔与重用。然而，当事人也许未必体会到组织的一片真情、领悟到领导的一番好意、感动于群众的一致认可。如此一来，民警下派前期，我们是否对其做了充分的思想政治工作呢？事实上，没有事前深入的谈话和交流，没有足够的意见与看法交换，没有对当事人日常生活工作的了解与理解，简单运动式的下强迫命令要求某民警下派挂职，到头来的效果很有可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又如，当事民警愿意到下面去接受组织的考察与培养，然而如果组织部门不分青红皂白采取 “下饺子”的方式方法，随机指派其挂职到某个地方，丝毫也不曾考虑到所派同志的专业特长、处事风格，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下派民警到了基层，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和陌生的工作领域，难免会心有所怨，进而出现谋事无激情、做事乏精神的消极应付情形。
再如，下派民警虽然人是下去了，但其组织人事关系、工资档案仍归属原单位，那在这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组织部门该以何种方式与其有效沟通，让其不产生一种与单位领导、同事疏远的隐忧和担心呢？如果当事人主观臆断，认为所谓下派挂职不过为人员分流的借口、是委婉地将其贬出原单位的手段，那可以想到的结果是，其宁愿背负指责与骂名，也要在既有的位置上 “十年如一日”。
推动民警下派挂职工作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下派人员选择、下派地区所缺职位、对下派人员的跟踪考察、对下派人员政治、经济、生活诉求满足等方面加大改革与完善力度。首先，虽然民警下派挂职是一项政治任务，是对民警各方面能力的一种综合考察，但对于那些反复沟通后仍不愿下去的同志，就完全没有必要勉为其难。其次，要充分考量到下派同志的专长、特点与兴趣，将其一对一地安排到相应基层。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激发该民警的工作热情，使其在基层能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能够使基层单位真正享受到接受干部挂职所带来的 “福利”。再次，要设身处地地考量到下派民警各方面的顾虑、困难和诉求，尽可能地想其所虑、解其所忧、排其所难、满其所愿，使下派民警能够既来之则安之，在服务群众、造福基层的过程中心无旁骛。最后，要建立健全对下派民警的联系、关心、帮扶机制。定期到基层看望下派民警，给其送去应有的集体温暖与组织关怀，并积极协助其解决所面临的生活、工作困难等。一言以蔽之，做好民警下派挂职工作，需要上下齐努力、左右皆帮扶。（作者为湖北省荆门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