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民工社会参与，共享城市春天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同一首歌，城市白领和农民工的感触也许截然不同。

    据3月24日《新京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报告(下称报告)称，受访的近六成农民工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超八成表示对未来有信心，而逾半数常有负面情绪。

    学者王俊秀分析，“收入”并不是影响农民工群体幸福感的因素，而是“接纳”、“认同”、“尊重”等社会性需求影响了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心理情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指出，人类的需求是由低到高分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也就是说，由于封闭性的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农民工群体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无法在城市得到实现，进而引发负面情绪。

    当然，我们无需盲目悲观与苛责，报告中同样指出超八成农民工对未来有信心。信心何来?笔者想来应从政府的改革中来。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险异地转移，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严惩恶意欠薪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现象，政府和社会为了解决农民工生存需求所付出的诚意和努力，有目共睹。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

    “逾半数常有负面情绪”提醒我们，农民工的信心是对未来的，而负面情绪则是对当下的。如何能减少农民工负面情绪，建立各群体和谐共处的城市生存圈?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两重努力:

    从制度层面而言，不仅要让城市的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而且要实现对所有群体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真正刺痛自尊的不是微薄收入，而是不能一视同仁的政策“歧视”与“施舍”。未来的公共服务政策与立法，更多关注的应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平等保护，消除农民工的自卑与彷徨，让更多农民工树立对未来城市“保障平等”、“机会平等”的信心。

    从社会层面而言，不仅要让农民工成为公共生活和公共决策的关注对象，而且要让农民成为公共生活和公共决策的参与者。报告中称，农民工孤独、寂寞、无聊的情绪感受超过50%，期待被城市接纳、认可是他们的社会性需求。今年全国两会上，农民工代表人数较上一届大为增加，这传达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度显著提升的积极信号。然而就城市社会生活而言，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参与仍有待继续加强。

    城市的春天已经来临，乘着全国两会的春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民工社会参与度，让农民工共享城市春光，这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以绕开的城镇化难题。期待决策者与立法者共同努力，在平等理念指引下，开出祛除农民工负面情绪、激发信心与正能量的城市社会药方。（张伯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