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民众期待什么

    作者：王琳

    “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出炉，舆论津津乐道于国务院几个部门的撤并重组，市民甚至在铁道部办公大楼前排队留影。如此众声喧哗的背后，实是满满的民意期待。

    在总数上减少几个部门当然不是“大部制”的全部。“大部制”的牌面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它的指向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正处于舆论中心的“铁道部”为例，作为政企一家的“怪胎”，其实早该改革了。在这之前，被诟病多年的“铁道检法”已经先期分离。司法的重归司法，企业的回到市场，行政的留给行政，这不仅是铁路系统职能改革的内容，也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大主题。只是，这样的步履我们走得并不轻松。

    更早些时候笔者未曾考据，仅在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这3年，每伴随一次中央政府领导人的人事更迭，都会有一场“机构改革”轰轰烈烈而来。这其中，动作最大的是1998年。那次一下“砍”掉了15个部、委，同时新组建4个，更名3个。那次改革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的部、委共有29个。

    2003年的动作也很大，国家计委改成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此外还新设了国资委、银监会，又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到了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虽也曾轰轰烈烈，喧嚣一时，其结果只是将原有的28个部委减少至27个“大部委”。在这27个“大部委”下，还新设了四个局。

    现今的这些大部委虽然合并了诸多行政职能，客观上有助于减少部委之间的摩擦，有利于将原本分散的权力在同一个“大部”里进行集中，行政效能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提高。但在中国现实的权力生态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却并非权力的分散，而恰恰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当一项权力既不受权利的监督，也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那就成了赤裸裸的绝对权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提升了些许行政效率，却增大了腐败的风险，那将是得不偿失之举。因此，“大部制”的目标绝不应仅仅停留在部门之间的合并上，而应通过科学的权力分配，在权力与权力之间建立一种足以相互牵制的平衡关系。

    作为一场改革，几年的制度实践中自然会有得有失。成功的经验需要发扬，失败的教训也需要吸取。“大部制”作为激励士气、凝聚民心的舆论宣传工具，也是有边际效应的。民众期待的并不是某个名词，而是要真正看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职能各归其位，行政效率能显著提高。

    所以说，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前提，当首先建立在过往改革的总结和反思上。比如，“大部制”5年来的实践是否真正实现了设计初衷:行政成本降低了吗?行政冗员减少了吗?行政效能提升了吗?官员关系好转了吗?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回答。

    从民间观察的角度来看“大部制”，一个部委拥有“一正十副”的部领导这就不叫“大部制”，而只能叫“大官制”。机构改革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必然触及某些当事人的核心利益。作为改革的设计者，既要直面这种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又要勇于承担挑战。本属市场或社会的职能，但部委不愿放权，怎么办?国务院组织法明文规定各部委副职只能是“二至四人”，但各部委副职的人数普遍违法，怎么办?

    说难也不难，依多数民意决之就是。“大部制改革”不是官场的内部改革，而是行政权的权力来源。改革的推进当然也不在官员，而在民众，在民意的传递者人大代表。从公共舆论平台上来看，真正推动“大部制”走向“小政府、大社会”(而不是“大政府、大部委”)的，也正是民意。“大部制”改革若不能实现“精兵简政、各归其位”的民众期待，则“大部制”改革在5年后或10年后，还会卷起众声喧哗。到那时，改革的边际效应将会更低。

    (作者系海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