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湛江市发生一起特大爆炸案，造成7人死亡，18人受伤。《瞭望》新闻周刊调研发现，小问题酿成大悲剧，凸显出部分地区对社会高危“边缘人”群体存在政府干预空白、社会服务缺位等两大真空。趋向增多的恶性事件，说明高危“边缘人”群体问题亟需解决，有专家指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宜变‘坐商’为‘行商’，着重打通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组织专业社工和民间团体对高危弱势群体进行主动干预，把恶性事件消灭于萌芽状态。”
孤独无助催生高危“边缘人”
本刊记者了解到，今年55岁的犯罪嫌疑人陈释麟曾在湛江某工厂上班，后下岗。因酗酒、暴力等与第二任妻子招亚玲离婚，双方所生的女儿跟着招亚玲生活。陈释麟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陈光(化名)也选择跟继母一起生活。儿子陈光从2008年后就基本没跟其父亲联系过，并且在2009年前后将户口独立出去。
陈光跟其父亲感情一直不好，其对父亲的评价是：爱记仇，经常抓住别人的不对不放;好赌博，下班之后就是打麻将;酗酒、家庭暴力，只要心情不好或遇到什么挫折就会酗酒，回家就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而且经常实施家庭暴力，“性格孤僻朋友少，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和他做朋友的，因为和他做朋友只有顺应他的意思，只要违背他的意见，他就发脾气”。
而且办案人员介绍，陈释麟有8个兄弟姐妹，但他只跟最小的一个妹妹有一点往来，跟其他人从无联系。“像陈释麟这种人，亲人离弃，也无朋友，已经游离于社会之外，成为了现代社会的‘边缘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贺立平为本刊记者分析说。
据办案人员为本刊记者介绍，陈释麟接受讯问时承认，妻离子散是他人生“大恨”。陈光也告诉本刊记者，陈释麟认为妻子儿女辜负了他，在请求与招亚玲复婚遭拒后，多次扬言报复。招亚玲因此带着子女避走离湛江500多公里的深圳居住。
今年春节，陈释麟抱着同归于尽的心理制造了爆炸案。贺立平说，人都是怕孤独的，长期处在这种“边缘人”状态，会使当事人觉得社会上所有人都抛弃了自己，负面情绪严重，成为随时可能发作的“定时炸弹”，“随着社会高速发展，总会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被落下，不能妥善解决就会成为与社会关系断绝的‘边缘人’。”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2010年湛江雷州市制造了19名师生被砍伤一案的陈康炳也是因为性格内向、生病后被家人厌弃、朋友疏远，对人生绝望而报复社会。
惨案凸显扶助管理空白
妻离子散多年后，自身性格存在缺陷的陈释麟已处于“高危”状态，但在爆炸案发生前除了招亚玲一家外，尚未有人关注到这一情况。这反映出当地社会对高危“边缘人”的管理和服务上存在空白。
其一，政府部门提前预防空白。湛江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陈敏斌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对于家庭暴力和婚姻案件，妇联组织一般是接到投诉或报告后才处理，“如果没有投诉，就管不上;因为人少，也没能力管”。
而湛江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蔡炯豪的回答是，民政部门的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低保上，陈释麟有能力购买小轿车，不属于低保范畴。湛江一公安局系统内人员表示，陈释麟在湛江并没有固定居所，而且近几年多在广西，不会像吸毒人员一样在公安部门建立跟踪档案。
其二，社会服务空白。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广东各地社工组织发展状况程度不一，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基本建立较为系统的社工服务机构，而经济相对落后的粤西等地区发展薄弱。蔡炯豪说，湛江社工组织才刚刚起步，社会服务薄弱，现有的社区服务站偏重于社会治安稳定，人文关怀较缺。
如陈释麟长期存在嗜酒的不良行为，但从没有能对此提供服务和帮助其矫正的组织或机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学系教师王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专为酒精成瘾者提供辅导和矫正服务的组织，社会服务缺位，“事实上，从全国范围看，社会服务欠缺的情况，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更严重。”
强化社会服务消除风险
专家建议，就地方政府部门而言，一方面应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改变传统坐在办公室里被动等投诉的模式，变“坐商”为“行商”，主动干预;另一方面可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鼓励支持发展民间社工组织，促进专业性社会服务发展，弥补政府人手不足短板。“双管齐下”做高危弱势群体工作，消除潜在不稳定因素。
长期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广州市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李森为本刊记者解释说，陈释麟存在报复前妻的心理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早就为人所知，“如果能提早介入，悲剧或许能够避免。”贺立平也认为，“越来越多的恶性事件，说明了问题解决的急迫性。个人事件最终都会变成公众事件。今天只是听说，明天就有可能亲见。”
采访中，王颖说，首先是主动服务，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是不可能服务好“边缘人”的，“之所以成为‘边缘人’，就是因为性格封闭，不会主动找人解决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是‘不出事儿谁也不管，出了事儿惩罚了事’，但社会危害已经造成。”
其次，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必须要有人将这些‘边缘人’从孤独中拉回来，重新融入社会之中。这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努力，更需要专业的组织提供专业的服务。”贺立平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采购方式，大力发展社工组织，各展其长，让专业的民间组织帮助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形成制度保障。”贺立平说，“边缘人”群体会长期存在，因此需要有机制化、组织化的帮助，而不是发一下善心就可以一次解决。如未必一定要成立专门的嗜酒矫正组织，但至少可以在成立的综合性家庭服务中心中设立嗜酒类别处理机构。
此外，也有专家认为，应重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承担，亲人的帮助不能被忽视。陈光在长达5年时间里跟50多岁的父亲从未联系，未尽赡养义务，也是陈释麟走极端的诱因之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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