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执教鞭宣法理，且听学子读书声
许崇德一直坚信，科学应该为社会进步服务。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当然也不例外。多年来，在参加立法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他力图发挥宪法学的实践性，为我国宪法的发展完善呕心沥血。
他较早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点。许崇德认为，我国的法律成千上百，每一部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全部一样。治国最直接、最根本的应当首推宪法。宪法是母法，有了宪法并保持宪法的最高权威，才能派生出其他的法律；宪法是根本法，它所确认与巩固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如果治国不以宪法为基础，那就不啻于丢掉了立国的根本。“同时，要做到依宪治国，就必须使宪法充分实施，发挥其衡量和裁判重大是非的标尺作用。否则，法治将难以实现。”
早在199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法制讲座时，许崇德就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各位副委员长和诸多委员们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得到认可。今天，“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关于宪法的实施，许崇德认为重点在于建立监督机制。我国宪法把监督宪法实施规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职权，同时也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我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宪法的正确实施，防止‘文革’那样的悲剧重演。”
1980年到1982年修宪期间，许崇德与几位持相同看法的专家，翻阅了不少资料，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仿效当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的做法设立宪法委员会，比较可行。当时，专家们设计将宪法委员会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作为它的所属机构。按此思路，他们还草拟了若干具体条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被搁置。直到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明确了法规备案审查程序，我国向着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作为一个学者，我将继续呼吁，使我国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能够早日建立。”许崇德说。
多年的积累，使许崇德更加懂得从实际运作中去看待制度，从人间百态中去寻找问题的实质，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2003年，他穷尽毕生所学，耗时5年完成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这部专著以大量史料阐述了新中国每一部宪法的发展、演变历史，分析了宪法文本变化的过程，成为宪法规范史的空谷足音。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修订再版。两年后，这部专著收获了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特等奖，许崇德也成为法学界获此殊荣第一人。
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许崇德谈得不多。他说，由于条件的制约，没有能力在创造世界、改造世界方面作出更多称得起的贡献。他还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这个头没有开得太好，自觉愧对后人”。
说起自己的学生们，许崇德却很兴奋。1987年以来，他培养了50多位博士。这里面，有当今宪法行政法学界的骨干力量，包括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莫于川、李元起，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余凌云等；也有慕名而来的港澳台学子，如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杨允中、香港律师黄江天、台湾法律人朱瓯等。
等到博士们顺利毕业、论文出版，许崇德往往亲笔作序，予以推介。1993年8月，弟子徐秀义、韩大元合著的《宪法学原理（上）》出版，许崇德在序言中写道：“万事开头难，对于年轻一代的宪法学工作者，能够以开拓的精神、远大的胸怀，对宪法学的理论进行深入、卓有成效的探讨，我感到非常高兴。”
2005年，弟子余凌云的专著《行政契约论》获得首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许崇德称“这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荣誉，可喜可贺”。
“学生们有搞学问的，也有从政的，他们都很优秀，比我优秀。”夜色已降，这个“教书的”依然谈性不减，如数家珍地说着自己的弟子：2009年入学的博士已经毕业，在杂志社当编辑，刚刚去外地挂职锻炼；2010年入学的博士正在美国访学；2012年又新招了一个博士……“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带下去。”
时光倒回1990年7月，许崇德在香港树仁学院讲学，写了一首七律赠与树仁学院院长、著名法律人钟期荣。这首诗的后两句，袒露了作者自己的心迹：“今执教鞭宣法理，且听学子读书声。万千志士齐心力，大漠黄丘瑰宝生。”
（记者 王逸吟）
（本文参考了《许崇德全集》，诗文均据《许崇德诗草》。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