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走笔喧中静，绞脑寻章语出奇
2000年，许崇德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取名为《学而言宪》。收入这部集子的文章，绝大部分是1978年以后写的，1978年以前的作品寥寥无几。这其实并不偶然，代表了一代学者共同走过的道路。
对他们来说，1978年是转折的年代。
1978年之前，许崇德读书、搞研究的时间少之又少。上世纪50年代留校任教后，主要任务是备课、集体编写讲义。即便这样，大部分精力也被各种学习和政治运动占据：宣传总路线、参加人民公社运动、到农村搞“四清”，一样没落下。
1963年，许崇德在当时唯一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不曾想，那个年代发表独立见解是犯忌讳的事情。还没高兴两天，就有朋友好心提醒：“你已被人注意，认为你产生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切莫再发文章了。”
“文革”肇始，人民大学撤销，教师被扫地出门。许崇德先到工厂当拌泥工，接着又拖家带口下放江西劳动。在信江边上的锦江镇，他天天挨家挨户掏茅坑，倒大粪。劳动之余，他写了首小诗：“汗水何如信水长，书生翻作种田郎。肩挑大粪穿街过，大粪臭污人发香。”
“所谓人发香，只不过是反抗心理的发泄而已。那时满身粪臭，路人掩鼻，怎么可能发香？”许崇德说：“我只是说我的灵魂是香的！”
再往后，许崇德从江西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接受改造，直到1978年。
1978年，国家发生了大变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这一年，人民大学恢复，许崇德回到学校，重拾宪法专业，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在知天命的年纪，他迎来了学术道路的春天，夜以继日，焚膏继晷，一心要夺回失去的光阴。
1979年到1980年间，《宪法条文必须鲜明准确》《论“序言”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保障人民代表的权利》《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论文相继问世。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文章只是回归常识，在当时却是领风气之先。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作品是在一张小木板上完成的。那时候，许崇德一家5人挤在一间平房里，唯一的桌子给子女学习使用，自己只好在扶手椅上支一张小木板写字。他觉得小木板对自己的研究功不可没，于是提笔写了《小木板歌》：“膝上平铺腕可支，弓身局促鬓成丝。埋头走笔喧中静，绞脑寻章语出奇。”
十几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读到这首《小木板歌》，不禁阵阵心酸：“谁能知道，主编、著作或参与写作20多种书籍，发表学术文章上百篇的著名学者竟曾在这般环境中，在这片木板上著书立说的呢！”
学术上的影响力日益增进，1980年秋天，许崇德被点名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全程参与修宪。至此，他走上了时代的大舞台，立法工作和学术研究相得益彰，齐头并进。
相似的遭遇，类似的经历，使得许崇德和同辈学人结下了如老酒般醇厚的情谊。其中，他与武汉大学教授何华辉，被公认为“管鲍之交”。
何华辉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与许崇德是研究生班的同学。青春年少之时，他们“同窗切磋、情似手足”。后来，何华辉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
“反右”运动中，何华辉因言获罪，被打为“极右”。一时间，教职被免，妻离子散，每月仅20元生活费，孑然一身，踽踽独行。当时，周围人见了何华辉避之不及，许崇德却觉得他“正直可爱”，一有机会去武汉出差，必定冒着风险去看望老朋友。
“我去看他，算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吧。”许崇德说。
时光就这样流走了20多年。1979年，何华辉重返讲台，境遇有所好转。3年过后，参加修宪的许崇德受命组织专家座谈会。在邀请专家的名单上，他专门列上了何华辉的名字。
北京开会归来，何华辉的工作、教学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后来，许崇德与何华辉一起写文章、出书，完成了许多研究项目。“我起草，他修改的，我的名字在前面；他起草，我修改的，他的名字在前面。”许崇德深情回忆。
长期的磨难下，何华辉体弱多病，1996年1月溘然长逝。临终前，他拉着许崇德的手，将自己没有带完的几位博士生托付给了许崇德。许崇德接过教鞭，指导这几位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告慰了挚友的英灵。
“我常常感觉到，‘知我者，华辉也’。”许崇德说：“他谢世了，但在我的心中，他仍然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