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垂直管理呼声再起
一直关注此次地下水事件的公益环保人士邓飞直言：“地方领导人要最大政绩，企业要最大利润，GDP必然会把他们弄到一起，地方环保局只有顺从，为官商勾结看门望风。”他呼吁，地方环保局必须收归中央垂直管理，或交于地方人大直管，抄送两会代表委员，上两会！”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丛虎对此表示认同。
王丛虎：现有的情况显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地方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我们有变革，实现垂直管理，不一定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从体制和机构的角度，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
其实，早在2006年前后，当时的环保总局就曾多次明确表示，一直在研究有关环保系统实行垂直管理的问题。此后，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等6个区域的环境督查派出机构和6个核与辐射安全监督派出机构得以建立，这在当时也被看作是一种折中的方案。
不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看来，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派出机构也难以摆脱地方力量的掣肘。
周宏春：第一，《环保法》规定，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负有法律责任；第二，成立中心的编制、孩子上学、家庭还是落在地方；第三，任命还是要和地方协调。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沉寂多年的环保系统“垂直管理”的呼声再次出现。虽然这样的呼声已经持续了多年，但是进展却不尽如人意。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近年来在环保部的公开表态中，“垂直管理”的提法已经较少出现。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仅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了提出要“加强环保区域派出机构能力建设”，并肯定了部分省、区关于省内垂直管理改革的探索。
在上个月的2013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垂直管理”未被提及，反而就深化审批改革作出了“凡是地方环保部门能够管理好的，就大胆下放，不再由环境保护部审批”的表态。
实际上，从一开始，有关环保系统垂直管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比如编制和财政能否保证、获得强势地位后会否带来寻租空间等等。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丛虎并不认同。
王丛虎：如果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放在第一位，显然进行垂直管理要好一点。但如果考虑到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寻租、资金的浪费，包括体制架构的变革，就不一样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污染问题给社会、民生带来的巨大问题，这是我们首先的价值判断。
提升执法力度、加大违法成本更为迫切、有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补充说，仅有垂直管理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加强组织、制度、执行、政策的上下联动，不一定要搞一刀切。他还强调，短期来看，提升执法力度、加大违法成本更为迫切、有效。
周宏春：环保问题是监督、管理和公众参与。现在的环保投入很多，实际上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大棒”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最核心的中央政府的定位上，还是应该加大执法力度。
除此之外，多位专家强调了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的重要性。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建议，必须推动污染源信息的全面公开，做到信息公开的系统、即时、完整和电子地图式的查询，这样就可以将污染源状况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倒逼主管部门严格执法，而且现在这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可以实现。
马军：提出更加全面、彻底的信息，公开的要求，把在线监测的数据实时发布到网上，不给说情、掣肘、寻租的行为留出时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