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地方保护主义是当前制度下的必然
中国青年报：在环保上过分依靠行政化手段会带来什么后果？
周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在环保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有发展经济的责任，又有保护环境的责任，能在两者之间按照意愿进行变通：需要发展经济时，在环保上就手松一些；经济取得了一定成绩，就提倡提倡环保。这种自由裁量权给政府的环保工作带来了很大随意性，保护环境不再是一个刚性的要求。
我们经常批评一些地方政府，一边大喊保护环境的口号，一边却为许多经济效益好但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大开绿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当前制度设计下的一种“必然”。首先，我们一直强调以经济发展为绝对中心，对地方官员来说，GDP就是生命线，环保做得好，最多只是锦上添花。其次，不像发展经济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环保工作要见效往往需要较长时间。这一届官员努力做环保，收获的却往往是下一届官员。这就决定了官员们不太愿意在环保上下功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专门加入了“破坏环境罪”一章，但十多年来，因环境污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公众都希望对环境违法行为给予严厉处罚，为什么《刑法》老使不上劲？
周珂：在我们的法律规定中，污染环境的行为被视为犯罪的门槛太高了！在香港，一坐上轻轨，就能看到车厢里的宣传标语——任何污染环境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可能被处以罚金或监禁。一下就把污染行为给定性了。而在大陆，只有产生非常严重社会危害的污染行为才算是犯罪。
现行《刑法》中的一些具体规定，也成为《刑法》在治理污染上发挥作用的障碍。首先，刑法仍然认定，环境犯罪行为的侵害客体是经济秩序，而非公众的生命健康权，这与现实情况非常不符。其次，规定的环境犯罪行为中，绝大多数是结果犯，也就是只有当危害环境的行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要知道，许多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后果，往往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且造成的后果是不可计量、不可逆转的。最后，我们刑法学界普遍认为重大污染事故罪为过失犯罪，但现实中，企业故意偷排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非常常见，不是因为什么疏忽大意，完全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恶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