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新刑诉法：广东“代理父母”首次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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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制度：消除缓刑户籍歧视

    这名父母不在身边的异地失足少年是否会再次迷路，是李永雄在庭后最担心的问题，也是所有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在是否适用缓刑时考虑最多的问题。

    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到2010年，佛山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79%以上是共同犯罪和团体犯罪，年龄集中在16到18周岁，多为初犯。以财产型犯罪为主，这三年间，未成年人犯抢劫和盗窃这两个罪名的，占所有未成年人案件的近六成。其中，外地未成年人罪犯的比例要远高于本地未成年人，近三年，佛山的异地少年犯占所有未成年人罪犯的大多数，比例一直在86%至87%徘徊。

    该项调查显示，2010年，佛山的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出庭率为61.3%；2011年为77.2%；2012年上半年为63.1%。这个比例相较于2008年的40.3%和2009年的51.2%而言，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但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缺席的父母绝大部分因为身处异地、维持家计、路途遥远、经费不足等客观原因，才无法如期到庭。

    佛山中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谭显刚告诉笔者，没有父母这种最亲近的人陪伴，未成年被告人有时会过于紧张，难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法庭的说教力度与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另外因为没有父母的经济支持，涉案未成年人往往难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量刑。而最重要的是，父母缺席会让法官在是否判处缓刑问题上遇到两难的选择：缺乏必要的监管，这些心智未成熟的孩子一旦重回社会，极易重新犯罪；但关在监狱里，又容易被成年罪犯传染其他恶习，等于将孩子进一步推向深渊。

    遇到这种情形，许多法官会非常慎重，不愿意冒险判缓，导致对少年犯的“户籍歧视”，也成为了影响扩大我国少年司法缓刑适用率的一大因素。而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刑诉法才增加了“合适成年人”的相关规定。

    有了李永雄的介入与帮扶，法庭显然扫除了上述是否判处缓刑的顾虑。12月4日，高明法院对杨乐进行一审宣判，考虑到他是从犯，未满18周岁，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结合其因父母监管不到位，法律意识淡薄，受朋友怂恿而走上犯罪道路，现有悔罪表现，最终以寻衅滋事罪，依法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宣判后，李永雄以代家长的身份，为杨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一切都来得非常突然，杨乐显然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恍惚地带着随身物品走出了看守所大门。当看到在门外等候的李永雄，他的眼睛有了神采，急忙迎了上去。

    李永雄似乎知道杨乐的心思，随即拨通了杨妈妈的手机。“妈，我出来了……”母亲在电话那头交代着、询问着，而杨乐更多的是简短地回应着，这个腼腆的男孩，并没有太多话语。

    打完电话后，杨乐按照妈妈的吩咐，“扑通”一下，向李永雄跪了下去，以示感谢。李永雄赶紧把他拉起来，“你不要跪我，以后好好做人，就对得起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