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中河南兰考的火灾现场不断重复，袁厉害在镜头前伤心垂泪，兰考的民政官员闪烁其词……
这些让73岁的王家玉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兰考真应该到我们这里来学学！”他指着电视说道。
面对这场刺痛人心的大火以及被大火吞噬的7个幼小的生命，王家玉有理由感到伤心和愤怒，因为他和袁厉害有着太相似的经历——一个18年收养超过500名孤儿；一个20年收养超过200名孤儿。
相比于火灾之后收养被叫停的“爱心妈妈”袁厉害，王家玉又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他所在的安徽省颍上县在2012年建起了社会儿童福利院，他的民间孤儿院也终于“转正”。
2013年1月9日，据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超过8成。
这50多万名孤儿中有多少是在袁厉害、王家玉式的民间收养人庇护下成长，现在还不清楚。“不出事自生自灭，出事后一散了之”“合情不合法”是我国相当一部分民间收养人面临的尴尬境遇。
“孤儿收养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政绩，因此部分基层政府能动性不足。”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徐国远分析，“我国应该加大对已存在制度的修补，加大执行力度，细化责任认定，跟进后续强制性措施，推动政府部门重视这一领域。”
爱多钱少，地位尴尬
1994年的一天，安徽省颍上县的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带回家给他做了一顿饭。“说心里话，一开始只想让这孩子吃顿饱饭，没想过要养他。”王家玉说道。但从此，孩子天真的眼神让王家玉不忍心再将他送走，就这样一个接一个，18年来他成了500多个孩子的父亲。
王家玉的经历并不独特，在距离颍上县不远的太和县，住在县民政局大院里的徐艳侠至今还记得她收养第一个孩子的情景。7年前，徐艳侠和女儿莉莉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婴儿被层层包裹，只有一张小脸露在外面。女儿拽着徐艳侠的手，央求地看着她，本来徐艳侠是不愿意惹这样的麻烦事的。
但女儿莉莉说：“妈，咱能不能行行好，把宝宝抱回家洗洗澡吗？他的棉袄都脏了。”这一句话触动了她，徐艳侠的丈夫在县民政局工作，平时她也听过见过不少弃婴的悲惨故事，这次相信善有善报的徐艳侠将孩子抱回了家，没想到这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如今，徐艳侠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已经住着7个孤儿了。
可怜、不忍心、没法看着孩子受苦……在王家玉、徐艳侠看来，决定收养这些孩子只需要一颗爱心就够了，但收养之后却有太多的烦恼让他们寝食难安——孩子们没户口，入学有困难；很多孤儿是残疾或重病，看病的支出很大；护理人员不容易请到，有时候甚至要全家上阵……
让王家玉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那一年淮河发生水灾，王家玉的所有财产在这场灾难中都化为乌有，他只能向乡亲们借钱维持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等开支。这一年，当地政府为当时院内的199名儿童办理了每月16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孩子们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直到2012年，他收养的所有孩子都被送到县里的社会福利院，王家玉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相比于经济上的困难，民间收养身处灰色地带，社会的不理解让这些民间收养人更觉得尴尬。河南兰考的大火刚被扑灭，关于袁厉害收养孤儿骗保的说法就已经甚嚣尘上。
袁厉害的经历让徐艳侠感慨颇深：“好多人以前也这么说过我，说我骗保。”为保障她收养的７名弃婴，县里民政部门每月为每个孩子提供600元的补助，这招致一些人的议论，甚至还有人质疑徐艳侠夫妇靠收养弃婴赚取国家补助，这让徐艳侠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今后再也不收养弃婴了，一是没有经济支撑，二是听到别人非议，心里感觉挺难受的。”
“转正”后的幸福与无奈
再也不会收养弃婴了，徐艳侠做出了和袁厉害同样的选择。她这么决定，还因为如今太和县正在修建儿童福利院。“等福利院修好了，我这边的7个孩子也会送过去，我也就放心了。”
徐艳侠有理由放心，因为在她看来，王家玉就是她的榜样。由于地方政府的重视，2012年，王家玉收养的所有孩子都被送进了新建成的颍上县社会福利院。这座耗资600多万、占地40亩的福利院比王家玉的院子好得太多。孩子们住进了带卫生间的卧室，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福利院还专门配备了帮脑瘫儿童恢复行走能力的康复室。
更让王家玉欣慰的是，现在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适龄的孩子上了学，患病的孩子也在民政部门的安排下接受治疗，有的孩子从上海、杭州接受完治疗后，已经康复，现在每个孩子每个月还可以享受到1000元补助。
福利院的条件好了，可福利院里的工作人员却没法和孩子们一样开心。
最让福利院头疼的还是接收的孤儿越来越多。有的外地人也将孩子遗弃到福利院周围，一些孤儿也被送到了这里，福利院的压力也随之增大。据颍上县民政局局长魏伟计算，过去一年福利院共花费600多万，其中有一半是县财政支持的。“拿每个孩子每月1000元的补贴来说，上级财政补贴有300多元，剩下的部分都要县里出。”
护理员也是福利院的一大短板。现在的35名护理员绝大多数都是超过60岁的农村妇女，在护理班班长张晓晨看来，她们有爱心，但文化程度不高，照顾这些身患疾病的孤儿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要24小时陪着这些孩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年轻人又根本不愿意来。”
现在福利院中具备专门从事儿童康复训练资质的康复师只有4名，而他们要面对的是福利院中64位等待康复训练的脑瘫和智障儿童。现在他们一周工作6天，也只能保证每个孩子每天半小时的康复时间。
专家表示，颍上县社会福利院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都现实存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章晓懿认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儿童福利机构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并且还存在财政支持不够，工作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解决孤儿问题本应是国家的责任，责任主体是国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建设力度，从土地、资金、技术等层面对儿童福利院的建设给予一定的支持。
期待社会参与破解“爱心困局”
失去孩子的袁厉害流下的泪水刺痛人心，那些民间收养人的坚持也让人心酸，这样的“爱心困局”是否真的无解？
袁厉害事件发生后，曾有学者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对此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学致认为，民政部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现行制度进行修补，加大执行力度，完善审批程序，满足现实社会环境所需。根据行政部门的试错和调适结果，立法部门再来决定是否重新立法，“否则仅制定一部儿童福利法，更容易陷入法条主义怪圈”。
“其实国家层面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徐国远对半月谈记者说，“2010年1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积极拓展‘家庭寄养和依法收养’渠道，但基层政府的执行力不足，以及目前的法律制度环境不能调动符合收养条件家庭的积极性。”
面对一把大火暴露出的收养困局，沉默多日的民政部门终于回应。1月9日，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
对于主管部门的这个表态，不少民政部门的基层干部都认为“这次思路对了”。颍上县民政局局长魏伟认为，虽然建立起了福利院，但他们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找到合适的家庭寄养，或被领养，毕竟那是几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和福利院里一个大人照顾几个孩子的情况完全不同，家的温暖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除了鼓励领养，在章晓懿看来，对现有的民间收养也不能一关了之，而应将符合条件的纳入民政部门监管范围，政府部门也应该对社会力量提供一定的专业培训服务、技术支持、财力支持等，形成合力。“我们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孤儿领养救治中来，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转变观念，不能因为害怕出现问题而不敢动员社会力量。”（《半月谈内部版》2013年第2期，记者 鲍晓菁 袁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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