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刻苦、节俭是中国“气候”与“土壤”决定的,不如此,众多中国人的生活就难以稳定。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勤俭才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视为“修身、齐家”之德；被政治家、思想家视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马小红
勤俭是众所周知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清代朱柏庐著《朱子家训》,告诫子孙勤俭利身、兴家,而为世人广泛传诵,即使时隔数百年后的今人,也会时时想起那些浅显易知却又隽永的道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说的是人生须勤勉,不可好逸恶劳。“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说的是日常吃穿不可浪费,应爱惜物力,不可暴殄天物。“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说的是自身的享受要有节制,不可避免的人情往来也须适中有度。日常的勤俭积累,是防备不虞之天灾人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朱柏庐告诫家人“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但勤俭并不只是一种美德,从政治上说,它还关涉到王朝的兴衰。被奉为中国帝王楷模的唐太宗非常注意与群臣探讨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时人吴兢记载了那时君臣日常的讨论,著成《贞观政要》一书,成为唐之后历代帝王的教科书。其中在谈论到节俭时,唐太宗说,“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在更进一步总结隋亡的教训时,唐太宗更是直言不讳,隋炀帝“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让我们剖析隋朝,看一下“唐太宗们”的“师”与“戒”。
离唐太宗最近的以勤俭兴国的帝王,是隋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杨坚前期的为政可以说是唐代君臣之“师”。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说隋文帝“勤政爱民,尤有俭德”。史载,文帝每天早上听朝,忙于公事直到日头偏西,也不休息。出巡的路上,遇有上书的人,则“驻马亲自临问”。有时暗自派遣身边的人到市井,探听官员治理得失和民间的疾苦。连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龄都说,隋文帝即使算不上“仁明之主”,也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励精之主”。节俭,更是文帝为政的特色。在尚为臣子时,杨坚便以节俭而得民心。《隋书》记:“(杨坚)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当了皇帝后,文帝日常所食,只有一个肉菜,后宫佳丽的衣服都是洗了又洗的“浣濯之服”,自己的“御用品”也是修修补补,能用的绝不更换。上行下效,隋代民间也以节俭为荣。男子基本不穿绫(夏日穿的很薄的丝织品)、绮(有图案的丝织品),只穿普通的布帛；不佩戴金玉饰品。节俭使王朝的用度大减,文帝得以“轻徭薄赋”而惠民。自公元581年文帝一统天下,至公元604年炀帝即位,在位23年的隋文帝留给后人一个史上罕见的“户口滋盛,无不盈积”的富庶王朝。隋文帝积累的财富,经过其子隋炀帝14年的无度挥霍,至隋亡时,仍府库充盈。据唐初君臣的计算,隋亡国时所拥有的财富,可以供天下人坐吃五六十年。
“唐太宗们”之“戒”,则是隋文帝之子隋炀帝杨广。隋炀帝的奢侈与隋文帝的节俭形成强烈反差。炀帝所修的宫殿苑囿,多且华丽无比。御苑中蓄水为“海”,海中造方丈、蓬莱、瀛洲三仙山；奇花异草、珍禽猛兽置于苑中。奢侈往往与贪婪、放纵、安于嬉戏、不务国事相伴。秋日,炀帝从显仁宫出发,乘龙舟由西苑“海上”启程南下,沿运河作江都之游。龙舟高45尺,长200尺,数千艘豪华舟船陪游,游船首尾相接,延绵200余里,拉船的纤夫有时达8万余人。当唐太宗看到隋炀帝所修的壮丽楼宇宫阙时,喟然叹道:“呈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文帝与炀帝,一俭一奢,一兴一亡,成为唐代君臣活生生的教科书。由此推及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因此而发思古幽情:“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
写到此,笔者以为也许还应对勤俭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美德、成为王朝兴衰之关键的原因做一下说明。早在战国时思想家韩非就指出“人口众多、物质匮乏”这一中华之特色。他说,战国的状况是“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而解决“人众物寡”的方法,惟有在勤勉劳作,努力生产的同时,加之以惜物而节用。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注意到中国这一特色,他认为勤劳、刻苦、节俭是中国“气候”与“土壤”决定的,不如此,众多中国人的生活就难以稳定。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勤俭才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视为“修身、齐家”之德；被政治家、思想家视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