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出租车不能随外地‘的哥’们回老家过年了。”日前，广州市交委副主任颉亚林向记者证实，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来临，为了保安全、保畅通、保稳定、保和谐，要求凡广州市籍的营运出租车，承包司机春节期间一律不得擅自驾驶自己承包的营运出租车回乡，否则注销承包合同。（1月21日《人民日报》）
上述“政策”的出台，给人以仓促和过于刚硬的感觉。这几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允许出租车司机开出租车回家过年，却在今年春节前猝然间出台一个完全相左的举措，这样的“政策”没有任何“衔接”和“配套性”的安排，只是“一刀切”地禁止“开车回家”，就连一个让广大外地出租车司机缓冲和适应的时间都不给。这一“政策”多少缺了点必要的理性和柔性。
解决可能存在的城市春节打车难、公共交通工具短缺问题，出台“禁令”禁止外地“的哥”开出租车回家，有一定现实依据，但解决上述“矛盾”未必非得以“刚硬”的、“一刀切”式的方式严禁之。譬如：今年想开车回家的出租车司机数量是多少？很有必要在出台措施之前开展一次广泛的调查调研，如果调查得知打算开车回家的司机今年比较少，也不会影响到公共交通资源，就不必出台上述“禁令”了。即使可能有高达三分之一的“的哥”想开车回家，也可以采取一个“部分限制”的方法，划定一个基本数量，按照先申请先获得回家机会的方式，分清申请者的轻重缓急，在不影响公共交通需求的情况下，合理发放和安排部分开车回家“指标”。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比上述“一刀切”式的“禁令”要强得多。
一个相对柔性的政策往往里面会包含更多的“爱民”、“恤民”思维，而一个过于简单甚至是“粗暴”的决策，往往只注重效率和决策者自身利益。优劣与高下，不言自明。期待广州市有关方面能对“禁止外地‘的哥’自驾回家”的政策及时做出“柔性”些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