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局副局长陈永山
一件枣红色的自织毛衣,一条磨得发光的裤子,一双平底布鞋——放在万千农民兄弟中别无二致的他,就那样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不时用不同颜色的笔在案件记录本上写下些“奇怪”的符号和数字……
十年前,记者第一次在市公安局刑侦局暴力犯罪侦查处的办公室见到陈永山,他是如此。十年后的今天,他已是市公安局刑侦局主管命案、绑架案等重案的副局长,但几乎一切的细节都依然如故。案件的电话响起,他还是那声简短而充满力量的“是,我马上就到”!
岁月留痕,这十年留下的,除了满头华发,除了毛衣胳膊处隐隐可见的小窟窿,还有他不愿提及的一摞荣誉证书和一身伤病,以及他带队主侦的1500余起命案,还有全市自2002年以来绑架案无一例外全部告破的奇迹。
命案侦破是沉甸甸的期盼和责任
采访陈永山,经常被打断,他一接电话就很有可能立刻赶往案发现场。最近的一次采访,从去年国庆节前开始,到今年元旦后结束。第一次在他办公室,采访本刚打开,津南区发生一起枪案。记者一同赶往现场,车上的他忧心忡忡:“国庆节,还有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此案如果不尽快侦破,影响太坏。”随后,陈永山在汇报情况的电话中立下了军令状。
接下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全力以赴。本打算盯完案件侦破全程的记者,第二天下午沉沉睡去,这个年近六旬的倔强老人却似乎越熬越有精神……案件终于有了进展,一位在民间放高利贷的男子有重大嫌疑。案发后的第四天是周末,下午记者再次赶到时,专案指挥组的空气却十分凝重。原来,大伙出现了不同意见——根据现场访问,多数侦查员判断是两个人作案,而现在对于第二名嫌疑人以及枪支的去向却一无所知,抓捕会否因小失大,让大家左右为难。
这一晚,陈永山一直安静地坐在会议室冥思苦想。记者想提醒他有关军令状的时间,却又不好开口。半夜三点,他叫醒了司机。“血压又高了?还是荨麻疹犯了?”“你跟我再去一趟现场。
按照我说的步骤做个试验,你看能不能独自把我从案发第一现场弄到抛尸现场去……”
很快,深秋的水畔出现了两个执著的身影,“试验”中一次一次推倒、拖走、摔下……第二天清早,陈永山叫醒了刑侦技术人员,让他们从痕迹学的角度去验证。随后的一个多小时,他睡得很熟,呼噜震山响。当太阳再次升起时,陈永山拿着新的数据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案件指挥组,平静地下达命令:“抓捕,嫌疑人就是一个人作案。”很快,嫌疑人归案,其故意伪造的多人作案的假象被窥破,枪支被找到。
年满58岁,按公安局内部规定,随时可能退居二线。陈永山的办公室多了一个收拾好衣物的箱子,做好了一切准备。事后闲聊时,陈永山说:“我不怕退休。家里的父母80多岁了,我没怎么尽过孝,退下来正好还能服侍他们几年。但是我怕让我退休时留下个半截儿的大案,稀里糊涂走……”
领导下命令,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权力。但这种权力,对于刑警而言更是责任——一旦你做出了某种判断,你就得为之负责。这命令背后很可能是一个或者众多家庭望穿双眼的期盼,是生命的代价,是人间正义能否得到伸张。
而在记者的理解中,支撑陈永山数十年如一日马不停蹄、执著向前的,是他面对困难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迈,是这份对人民深深的情谊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