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阳光工程”来看，不完全是一个就业问题，从法律角度讲，是吸毒康复人员的权利义务，当他们结束了强制治疗后，这部分人要恢复正常生活，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在吸毒人群里，有结构性的恢复差异。一部分人控制能力比较强，可能通过自救、自助的方式完成。另外，对于那些自我克制能力比较差，生活和物质条件相对比较低，生活技能比较差的这部分人，他们复吸的可能性比较高，导致前期所作的努力前功尽弃。对于后者有一部分人需要政府的帮助，这部分人社会性权利的实现，是政府的义务。复吸人员自我克制能力比较差，如果复吸，他就需要毒资，就会做从事危害社会的行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吸毒是一个精神现象，它是满足吸毒人员一种很特殊的精神需求，是精神慰藉、精神颓废、对生活的放纵，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私生活领域问题，如果不涉及危害社会，就属于道德范畴，是不健康的生活。但吸毒具有普遍社会危害行，吸毒者可能通过自己的不当行为危害社会，还有，吸毒对于民族精神、民族延续有严重的危害。
于安教授说，任何吸毒行为都是法律所禁止的，公民有不得吸毒的义务。但是，在公民切实履行这个义务上，要区别对待，一部分人有消费能力，他吸毒对社会危害就属于第一种，不会造成现实性危害比如抢夺。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的经济能力比较差，有可能造成现实危害，他们缺乏专业的生活技能，经济能力差，对自己控制能力差，政府需要提供特殊的帮助。所以，实现全民禁毒，非常迫切、非常必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贵州这种创新性措施才更有意义。他们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使一些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的人，在履行这个义务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特殊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把不吸毒的义务能够履行好。
“阳光工程”做法比单纯依靠“禁”更积极，不完全是靠当事人自发行为实现不再吸毒。这不仅是社会权的问题，也是是发展权的问题。“阳光工程”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政府鼓励、促进、指导、帮助，使当事人的社会权能够得到实现，使他们的发展权得到实现，从而使禁毒措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行为。社会权是就业能力，对于就业能力比较差的人来讲，可以把他们归类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提高就业能力需要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帮助，增加吸毒人员就业。
还有包容性发展的问题。吸毒人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受社会排斥的群体，解决排斥问题，是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能够对受社会排斥的这部分人，减少他们受排斥的可能，这就实现了包容性发展，进而就实现了平等发展、共同发展。所以，“阳光工程”的这些措施，有助于帮助已戒毒人员不再复吸，同时，又能够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改变自己弱势群体的地位，实现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
社区戒毒是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动员了企业和区域性公共组织的力量。在这种公共问题上，政府的角色是是持久的、主要的、积极的，但是，它不可能是主体，这个角色是动员公共组织、动员企业来做，需要把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由政府出面解决。贵州省委省政府积极地担当了这个工作，而且看来动员的效果比较好，值得推广，值得在实践中继续完善。
于安教授就“阳光工程”存在的问题也谈到自己的观点：首先，“阳光工程”公益性和企业经济性会有矛盾。如果企业遇到了产品转型、市场变化，可能涉及到员工就业问题，企业是不是能够完全吸收，政府是不是需要分担，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完全市场经济原则下的企业，如何面对市场风险是个大问题。其次，需要健全制度。“阳光工程”的开展需要有一个部门牵头，由各个部门配合完成，而不是通过政府体系的各部门，需要相关单位、人员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