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到了必需补课的时候

    近年来，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一部分官员人格的一部分，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信任构建的大厦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一旦政府让人们失信，整个信任体系就出现崩溃趋势。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

    信任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歹徒袭击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匪徒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近年来，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一部分官员人格的一部分，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副不同的面孔：在公众面前，他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在部分地区，官员造假，虚夸之风盛行，“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象概括。大规模的官员欺骗公众现象必然引致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堕落。

    于是我们看到，商品可以假冒、欠债可以死赖、学术著作可以抄袭、上头的政策可以有下头的对策化解。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生意伙伴之间、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必须利用种种办法，耗费种种资源来探测对方的意图和动向。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空前紧张，善恶是非更被严重颠倒，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充满了尔虞我诈。一个人即使可以在某些时候因为失信而获利，却注定要在更多时候因为其他人的失信而蒙受损失。

    事实上。信任指标的差异已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把中国归类为低信任度国家。他指出，高信任度的国家易于产生私营大型公司，而低信任度国家则因为经济合作受限于血缘和信任方面的考量，所以只能形成私营家族企业。高信任度国家有条件孕育大规模私营的高新技术产业，低信任度国家往往只有产生流水线性质的相对简单的小型家族企业和低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因为政府需要介入来填补缺乏大型私人企业的空白。

    政府之被公众认可、信任与否，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过程。政府是干什么的？显然它并不是供人相信的，法律也没有规定人民必须信任政府。信任不会产生在某人的主观意识中，也不会产生在话语霸权的谎言欺骗里。公共权力只有在权力实施的过程中，铢积寸累确实赢得社会系统的信任，才可能体现出公共权威。不被社会系统信任的公权力，是没有公信力可言的；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不可能相互产生关怀。

    构建政府信用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所以，现代宪政国家设计，都有政府为第一部门、市场为第二部门、公民社会为第三部门之说，在三者的动态变化和博弈中，才能带来有效政府和善治。由于政府功能的限度，即使政府出于好心、并无私念，其公权力扩张也必然会带来公众道德上的社会恶果。因为如果公权力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自由和权利被侵蚀，民众就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因而变得极端怀疑、冷漠，漠视他人。为此，首先应摒弃“通过大力宣传构建信任体系”和“通过扩大政府权力来打击道德败坏”之说，而是应首先通过依法限制权力来构建政府信用。其次，要允许社会、个人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自由探索。信任是人的天性，社会信任大厦会在公众多样化的探索中构建起来，信任指标会在反思与振荡中不断提高。

    （作者 王世奇 单位：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