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立勋建议，应该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并设置有关机构管理，以此推动政府诚信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不过，这个想法的可行性值得讨论。
首先，建立诚信档案，意味着要把公务员的行为“定性”为诚信和不诚信两种。其中，不诚信的行为与违法乱纪行为之间的差别最让人迷惑。两者若是没有差别，这类行为自有公检法、纪委去处理，官员恐怕也会因此丢掉乌纱帽，无需建立一个信用局去管理其“档案”。若是有差别，那么这个差别的界限在哪里？界限又由谁制定？况且，假设“不诚信”行为已经被区分，公务员的诚信档案也已经建立，那么对于需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来说，这个档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是否可以自主选择诚信的公务员办事？再者，谁有权力判断官员的行为是否合乎诚信呢？如果企业和个人遭遇到官员的不诚信对待，他们是否有渠道申诉而不害怕打击报复？有权裁决官员诚信行为的人，是否会秉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进行新一轮的贪腐？
另一方面，正如杨先生所说，官员诚信固然是政府诚信的源头。公务员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实际执行者，其作为直接关系到政府施政的效果，他们的表现会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评价。但是，公务员的诚信不等同于政府的诚信。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是作为一个组织行动的，在这个时候，诚信责任就很难分清。尤其是官员发生调动前后，前任官员夸下海口的政策承诺，继任者发现难以兑现而束之高阁，那么失信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呢？归咎于前任，他会辩解，自己只是因为调动而无法开展工作；归咎于继任，不仅他个人觉得冤枉，而且还会助长一些即将调离的“准前任”官员的浮夸风，降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作为一个整体而失信，成为民众怪罪的靶子，建立政府诚信从何谈起？
以上种种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设置有关机构的设想，并不是解决诚信问题的根本办法。以为行政管理的缺陷可以通过相似的行政手段去解决，本质上是一种人治思维。但是，诚信问题的核心，是各行为主体在社会互动中，能够预测彼此对方的行为并实现共赢。换言之，他们必须主动遵守一定的交往规则。这种规则必须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们不是恃强凌弱、见不得人的潜规则，而是公平交易、平等交往的明规则；其次，遵守该规则的收益应高于违反的收益；最后，规则应该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样，人们在收益中受到激励，减少对对方违反规则的忧虑，才能保证遵守规则的风气得以传播。在当代，最能够诠释这些特点的规则便是法律。
因此，诚信问题本质是法治的问题。诚信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一是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严谨的法律程序，赋予交往规则的公平性和确定性；二是配合强有力的执法和监督，增加违法的成本。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若要重建诚信体系，必须要从法治建设做起，严格遵从法律程序，并增加自身透明度。从长远看，政府诚信的建立有赖于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法律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方是万全之策。（邵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