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战略重心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关于社会管理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管理战略重心的转变。

    从社会管理的丰富实践中寻找社会管理重心的逻辑取向 十八大报告对社会管理作出方向性、重点工作的调整，绝对不能用简单的行文需要来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因应社会管理实践及时进行的必要调整。

    2011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召开之后，各地、各部门进行了丰富多样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在各地实践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北京等地通过“楼宇党建”等社会管理方式，促进了党的建设扩面提效。河北省肃宁县探索推行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民主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维稳组织“四个覆盖”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打造一张覆盖整个农村和广大农民的管理服务网络。成都市结合城乡统筹需要，在城乡社区将“最难办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去解决”，在社会管理的议题设定、公共项目选择、工作开展等方面，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但与此同时，党组织、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城乡社区、人民群众各自在社会管理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职能，各地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操作无章可循。实践中，社会管理各主体承担的工作和事务，基本取决于当地主要领导的思路，取决于各方权力（利）博弈，尚未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职责分工。

    关于社会组织体制。在社会管理中如何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各地、各部门和专家学者都十分关心的大问题。广东省尝试改变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模式，适当降低社会组织注册门槛，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大大促进了各类社会组织的发育。北京、上海等地通过设立“社会组织培育基地”、“购买社会组织专业服务”等方式，促进社会组织的理性发展和服务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立法相对滞后、各地操作标准不一的情况开始出现。而且，在各地的实践中，还出现了管理职能交叉、部分管理机关借机“扩权”、项目流程和财务管理不能适应社会组织运作实际、对社会组织相关事务“关心”过度等不良倾向。而部分具有体制背景的社会组织不愿离开体制庇护，政社不分，官僚化严重。另外，社会组织面对突如其来的发展形式，人才、能力、管理等方面储备不足的问题集中暴露。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各地、各部门在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一是不断扩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二是不断加大公共资源的投入力度，三是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比如，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对居民的贴身服务，丰富和引导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对外来人口和特殊人群的针对性服务，利用社会工作、社会贤达展开公共服务等。但是，公共服务在各级政府、居民、群众、各类群体间的职责分工不清，基层公共服务人财物保障仍然缺乏机制化长效渠道，“花钱买太平”、“花钱装门面”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公共服务的地区间、城乡间、群体间不均等普遍存在，甚至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张林江）

    关于社会管理机制。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是一种很理想的运行机制。广州市对街道机构、人员、职能、业务以及服务设施进行整合，形成“大民生”、“大综治”、“大城管”治理格局。江苏海门市对高发的交通事故纠纷实行一站式并联矛盾调处。各地普遍重视探索信息化和网格化管理方法。但与此同时，源头治理在某些地区被片面理解为“大上监控系统”、“户户联保”、“千方百计防上访”，而单位和社区两个基本管理单元作用都发挥不好。动态管理极大地加大了管理成本，基层群众和干部疲于填写报表、无休息连续工作、忙于应付各类社会管理检查。各地、各部门应急处置能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一案三制”空洞化、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遇到突发事件仍然手忙脚乱。

    这些成绩和不足、经验和教训的共时存在，说明各地、各部门社会管理在思路、能力、效果上的不均衡，也说明社会管理制度供给不足、规范化程度不高。事实上，这已经成为现阶段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的最大障碍。为此，亟需在总结前一阶段社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面向建成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两个中长期目标，加快社会管理相关的制度建设。因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对于开展工作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统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