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最大公约数是公共利益 凌云街道闵朱居民小区社区事务自治调查（上）
“书记，帮我们开个协调会吧？”走在徐汇区凌云街道闵朱小区，居民区支书陈艳常会遇到居民提出类似要求。停车问题、噪音问题，乃至邻里之间吵架红了脸，居民们最认可的就是“协调会”。
闵朱小区是一个由商品房、售后公房、动迁安置房等不同类型组成的混合型小区，1283户人家，居民以工薪阶层、老人为主。在陈艳的记忆中，自从开展社区居民自治以来，整治乱停车、清理垃圾，选聘物业，虽然过程繁复，成果倒也不少。不过，最让陈艳感到自豪的，是曾经发生矛盾后“剑拔弩张”的架势越来越少，居民慢慢养成了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的习惯。
协商自治是如何开展的？
一杯水和一个对话平台
前不久，住在闵朱小区一幢居民楼的业主跑到居委会说，一楼的业主把承重墙敲掉了，“房子塌了怎么办？谁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居委会工作人员打了一圈电话，了解到：一楼住户装修时确实破坏了承重墙，物业公司于周五开出整改通知，并向街道房办报备。第二天相关部门休息，居民却等不得了。“工作流程走掉了，火还在烧，怎么办？”陈艳立即打电话，将正在外地的房东请回小区“商量商量”。
晚8时，物业管理人员、居委会干部和楼里居民聚集在楼下。陈艳开场把情况跟大家讲了讲，请大家表达意见，不忘给一楼房东说话的机会。“舆论”自然是一边倒，房东最后表态：既然如此，少数服从多数，明天就买砖头把墙砌上。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给居民们倒上一杯水，让大家消消气，再给他们提供一个对话的机会。”陈艳对居民自治有着朴素的理解。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的组织，但居委会干部并不天生代表居民，在利益面前尤其要“撇清”，还是让居民自己来说话。闵朱小区居民自治，正是由居委提供平台，在一个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氛围里开展对话。
这“一杯水”的感悟，陈艳和她的同事琢磨了七八年。小区业委会副主任蔡爱丽说，2004年那会儿，居民曾为开发商要在一块空地上建楼闹得不可开交。“实际上，这块地确实是属于开发商的。”居民们也承认，但又觉得在此建楼会影响居住环境。在跟开发商一轮一轮的协商中，居民们学会了表达，并成功说服了开发商将这块地的使用权交给小区。
寻求最大公约数
走进闵朱小区，一片樱花林郁郁葱葱，林子周边铺了一圈绿化砖，停了十几辆车。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就是曾经“闹了好几年”的那块空地。
从开发商手中接过这块地后，大家众说纷纭，有车的居民建议做停车场，没车的建议做休闲场地。还有居民提议什么都别做，自己却偷偷在空地种上了菜。一次征询下来，居委会无功而返。结果，空地上垃圾遍地、乱停车，中间零星还长出了小青菜。再后来，居民们自己都受不了了，要求整治这块空地。2009年，再次在居民中征询意见，这回空前一致：做成绿地外加停车场。
为何前次征询未成，而后次能成？街道办事处主任徐清认为，小区自治中，最大的公约数是公共利益。只有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协同共治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改建绿化并不是许多居民的“第一选择”，却是最后大家都能接受、“阻力”最小的方案。“这恰是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最好注脚，公共利益是需要通过协商来发掘的。”
多样利益外的黏合剂
这些年，与闵朱小区居民们一起寻找公共利益，社区代表李佩玉感觉到，其实还需要一种“黏合剂”，一些愿意付出的人，来帮助大家开展协商。越来越多的社区工作者也感到，社区的共同性问题，比如治安、环境等，只是产生社区共同行动的一个基础，却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里面需要开启的是共同意识。“比如小区里装健身器材，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但最靠近器材的住户，会受晨练的噪音打扰，这些人家自然希望器材离自家远一点。”业委会副主任顾兆珍说，这些自感受干扰的人家会采取协商的办法，也会用扔水袋、扔剩菜馊饭等方式表示不满。“选哪种方法能解决问题？有了比较，大家都清楚了。而且协商多了之后，居民们也知道了，社区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说了算的。”
这个共同意识，经由这几年自治经验，在闵朱小区慢慢形成。让不少小区感到头痛的物业管理问题，在闵朱小区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顺利解决。原物业管理公司今年10月底合约到期，9月告知业委会因企业转型退出物业管理行业，不再续约。小区立即启动选聘物业流程，经过几轮选择，剩下四家竞聘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委会和业主代表还暗访了这几家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同时将物业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暗访结果用书面形式发给每个业主，一周后业主代表投票“四选二”产生两家备选物业公司。之后的业主大会上，两家公司被请到现场参加“答辩”。投票后，一张张选票在监票人的监看下摊开，无效票还专门写上备注为何无效。11月1日，新选聘的物业公司与老公司顺利交接。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一个老居民说：“这次我服了，每个环节都没有藏着掖着。”
搁置争议也是一种选择 凌云街道闵朱居民小区社区事务自治调查﹙下﹚
解决了停车、绿化等问题，正当闵朱小区的居民自治搞得 “风生水起”时，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却突然让大家都卡了壳，小区内两幢18层居民楼的水管老化，换还是不换？每天忍受水龙头滴“眼泪水”的居民坚决要换，感觉影响不大的居民则不愿出这部分钱。一时争执不下。
这件事，迫使居民区支书陈艳和她的同事们开始思考，我们的自治，是不是一定要建成了什么东西才是成果？是不是一定要解决了什么问题才算成功？
争执不下的“水管问题”
两栋楼，住了216户居民。更换管道不仅要动用维修基金，每户还要再出点钱，居民由此出现了不同意见：大部分要求换，还有部分居民不同意换。
换不换，要尊重全体居民的意愿。去年，居委会配合业委会上门逐户征询业主意见。不料，同意的业主离2/3票数还差几票。这个结果不仅使维修基金动不了，也让居委会“轧扁了头”。不同意换的业主吵着不让换，要求换的业主看迟迟不动工，认为是“居委会不作为，在拖”。
“走程序”，是经常挂在陈艳和同事们嘴边的一个词。换水管这件事，他们也一如往常按照业委会的规章 “走程序”。为了征询意见，有次陈艳甚至从早上7时忙到了晚上10时。按照以前的工作要求，类似这样的诉求，考虑到小区的稳定，居委会会出面做居民的思想工作，争取让不换的居民同意换。但是，以往的教训也摆在他们面前。2004年小区外立面改造，当时也有许多居民持不同意见，尽管后来通过做思想工作，争取到了2/3以上业主同意。但施工过程中，一些居民借题发挥，甚至扬言要割断施工吊索。“居民的一些矛盾、心里的情绪，很可能就通过这件事作为突破口，爆发出来。”业委会副主任顾兆珍说，现在居民的维权意识更强了，“硬”要做通那部分居民的工作，反而会制造矛盾。
贴出一份不做事的通告
陈艳想了很久，决定还是由居委会搭个平台，让居民自己来说话。
私底下，陈艳也认为，用了10多年的水管照理是该换了，一次性更换平摊下来费用不多，符合业主的整体利益。不过，换不换水管是业主的权利。居委会可以把换的必要性告知业主，但不能要求业主一定要换，更不能帮着要换的居民向不换的居民施加压力。“否则，只能引起部分居民更大的反感。”
晚上8时，他们请居民到大楼下的空地上开会，业委会主任提着电喇叭现场征询大家的意见。有的说一定要换；有的说，“我家水管用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我出钱换”，还有的建议“哪家坏了修哪家”。业委会副主任蔡爱丽说，虽然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现场会的情景让大家感到：这件事双方确实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原来要求换的人，看到六七十户持反对意见的不肯松口，意识到这事一时还解决不了。最后双方默认现状，接受了“哪家坏了修哪家”的建议。
散会后，业委会根据征询结果和现场会的不同意见，贴出了一份暂缓换水管的通告。“这是我们业委会近十年来第一次贴出一份不做事的通告。”蔡爱丽说，以前小区要做什么事了，或办成什么事了，才出通告。这次事情虽然没办成，但这也是一个必须尊重的结果，这个结果也应该告知业主。
回顾这场争论，探索居民自治的各方似乎也咂摸出一些味道：搁置矛盾，不再争了，等条件成熟了再做，这也是一种解决的办法，也是成功。
评价自治好不好的另一种标准
换水管的争吵声平息了，也没人再说居委会不作为了。陈艳认为，虽然结果大家未必满意，但大家都接受了。
“为何水管没换成，因为邻里间对换水管缺乏共识；有了共识，比换水管更难的事都不是问题。”凌云街道办事处主任徐清举了个例子，闵朱小区在10年前只有10辆私家车，到了2008年达到200多辆。200多辆车的收费问题，在大家齐心协力下很快解决了。因为居民有共识：小区乱停车，“万一发生火警，连消防车都没法开进来”。
然而，并非所有问题都那么容易形成共识。徐汇区政府相关人士认为，闵朱小区居委会引导居民协商，尊重矛盾双方搁置争议，让大家重新审视基层自治的初衷，自治是自我管理，而非完成任务，这势必产生另一种评价标准。
有关社会学专家认为，这样的解决过程和解决结果，将基层矛盾化解于基层民主的实践过程之中，程序民主，结果公正，在满足居民迫切需求的同时，也疏导了不同的民意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折射出居民自治已从目前活动自治、项目自治，向常态化自治管理转变。也有专家认为，项目自治更多体现的是“自我服务”的功能，也许交给专业社会组织更为合适。
徐清觉得，眼下各社区都在探索居民自治的途径，按照项目开展自治，容易集聚人气，但也容易被职能部门布置的任务带着跑，因而自治得好不好，评价标准自然是“做成了什么项目”。相比之下，常态化的自治管理，更像是“议事厅”，让社区日常管理实现可持续。
显然，后一条路径更艰难。不过，陈艳和同事们从中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成就感，闵朱小区还将在“吵吵闹闹”中继续他们的自治探索。（记者 张骏 通讯员 袁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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