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最大公约数是公共利益 凌云街道闵朱居民小区社区事务自治调查（上）
“书记，帮我们开个协调会吧？”走在徐汇区凌云街道闵朱小区，居民区支书陈艳常会遇到居民提出类似要求。停车问题、噪音问题，乃至邻里之间吵架红了脸，居民们最认可的就是“协调会”。
闵朱小区是一个由商品房、售后公房、动迁安置房等不同类型组成的混合型小区，1283户人家，居民以工薪阶层、老人为主。在陈艳的记忆中，自从开展社区居民自治以来，整治乱停车、清理垃圾，选聘物业，虽然过程繁复，成果倒也不少。不过，最让陈艳感到自豪的，是曾经发生矛盾后“剑拔弩张”的架势越来越少，居民慢慢养成了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的习惯。
协商自治是如何开展的？
一杯水和一个对话平台
前不久，住在闵朱小区一幢居民楼的业主跑到居委会说，一楼的业主把承重墙敲掉了，“房子塌了怎么办？谁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居委会工作人员打了一圈电话，了解到：一楼住户装修时确实破坏了承重墙，物业公司于周五开出整改通知，并向街道房办报备。第二天相关部门休息，居民却等不得了。“工作流程走掉了，火还在烧，怎么办？”陈艳立即打电话，将正在外地的房东请回小区“商量商量”。
晚8时，物业管理人员、居委会干部和楼里居民聚集在楼下。陈艳开场把情况跟大家讲了讲，请大家表达意见，不忘给一楼房东说话的机会。“舆论”自然是一边倒，房东最后表态：既然如此，少数服从多数，明天就买砖头把墙砌上。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给居民们倒上一杯水，让大家消消气，再给他们提供一个对话的机会。”陈艳对居民自治有着朴素的理解。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的组织，但居委会干部并不天生代表居民，在利益面前尤其要“撇清”，还是让居民自己来说话。闵朱小区居民自治，正是由居委提供平台，在一个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氛围里开展对话。
这“一杯水”的感悟，陈艳和她的同事琢磨了七八年。小区业委会副主任蔡爱丽说，2004年那会儿，居民曾为开发商要在一块空地上建楼闹得不可开交。“实际上，这块地确实是属于开发商的。”居民们也承认，但又觉得在此建楼会影响居住环境。在跟开发商一轮一轮的协商中，居民们学会了表达，并成功说服了开发商将这块地的使用权交给小区。
寻求最大公约数
走进闵朱小区，一片樱花林郁郁葱葱，林子周边铺了一圈绿化砖，停了十几辆车。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就是曾经“闹了好几年”的那块空地。
从开发商手中接过这块地后，大家众说纷纭，有车的居民建议做停车场，没车的建议做休闲场地。还有居民提议什么都别做，自己却偷偷在空地种上了菜。一次征询下来，居委会无功而返。结果，空地上垃圾遍地、乱停车，中间零星还长出了小青菜。再后来，居民们自己都受不了了，要求整治这块空地。2009年，再次在居民中征询意见，这回空前一致：做成绿地外加停车场。
为何前次征询未成，而后次能成？街道办事处主任徐清认为，小区自治中，最大的公约数是公共利益。只有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协同共治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改建绿化并不是许多居民的“第一选择”，却是最后大家都能接受、“阻力”最小的方案。“这恰是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最好注脚，公共利益是需要通过协商来发掘的。”
多样利益外的黏合剂
这些年，与闵朱小区居民们一起寻找公共利益，社区代表李佩玉感觉到，其实还需要一种“黏合剂”，一些愿意付出的人，来帮助大家开展协商。越来越多的社区工作者也感到，社区的共同性问题，比如治安、环境等，只是产生社区共同行动的一个基础，却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里面需要开启的是共同意识。“比如小区里装健身器材，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但最靠近器材的住户，会受晨练的噪音打扰，这些人家自然希望器材离自家远一点。”业委会副主任顾兆珍说，这些自感受干扰的人家会采取协商的办法，也会用扔水袋、扔剩菜馊饭等方式表示不满。“选哪种方法能解决问题？有了比较，大家都清楚了。而且协商多了之后，居民们也知道了，社区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说了算的。”
这个共同意识，经由这几年自治经验，在闵朱小区慢慢形成。让不少小区感到头痛的物业管理问题，在闵朱小区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顺利解决。原物业管理公司今年10月底合约到期，9月告知业委会因企业转型退出物业管理行业，不再续约。小区立即启动选聘物业流程，经过几轮选择，剩下四家竞聘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委会和业主代表还暗访了这几家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同时将物业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暗访结果用书面形式发给每个业主，一周后业主代表投票“四选二”产生两家备选物业公司。之后的业主大会上，两家公司被请到现场参加“答辩”。投票后，一张张选票在监票人的监看下摊开，无效票还专门写上备注为何无效。11月1日，新选聘的物业公司与老公司顺利交接。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一个老居民说：“这次我服了，每个环节都没有藏着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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