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武俊
最近，网络信息保护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专家学者一致呼吁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立法。行业自律诚可贵，法律保障价更高。个人信息保护不仅要靠自律性的国家标准，靠互联网企业的行业自律，更要靠强制性的法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通过立法为个人信息安全守住基本的底线。
近年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呈现日益猖獗的态势。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必须依法保护其有序流动，防止其被非法泄露或出售，防止进而由此衍生的电信诈骗、非法讨债、绑架勒索等犯罪。不法分子掌握公民的信息后，或直接买卖非法获利，或利用一些基础信息开展非法调查，进而获取更多信息，甚至衍生出电信诈骗、非法讨债、绑架勒索等更多犯罪。
个人信息权是宪法保障的重要的公民权利内容。从法律意义上讲，个人信息权一般指公民对其个人信息依法享有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对待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必须上升到落实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的高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就是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活动之所以猖獗，首先与相关立法滞后和不完善有相当的关联。我国现行刑法虽然有专门打击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款，２００９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确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罪名，但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追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单位法人刑事责任的鲜有实例，刑法的相关规定还需落地。
然而，面对手段复杂、科技含量高、行为隐蔽的信息犯罪活动，相关法条显得过于单薄和笼统，可操作性和震慑性不足。
公民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乏力。公民个人信息遭泄露之后，公民个人往往缺乏畅通有效的保护渠道和维权资源，完全无法与庞大的黑色产业链相抗衡，难免落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窘境。
当前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内容分散、层级偏低,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依法对个人信息进行严密的监控和保护，提高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加大对不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依法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提供法律支撑。凡因业务特点而拥有客户个人信息的企业，都应依法设立独立的信息保护系统和信息披露审核机制。对国家公职人员涉嫌非法披露或出卖个人信息的，应加大刑事惩罚力度，以保护国家机构的公信力。
对待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还应当上升到依法保障民生的高度。信息泄露已经成为影响亿万群众正常生活的新的民生问题。近年来，个人信息遭泄露的事件频频发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困扰。利用个人信息打开的一个个犯罪“黑洞”正在侵蚀着公众生活的安全底线。一些不法分子滥用、盗用个人信息，给社会秩序和个人切身利益造成多重危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遇到过病毒或木马攻击的网民为2.17亿人，占网民总数近半。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达1.21亿人，占24.9%，较2010年底增加了3.1个百分点。
个人信息被泄露、盗用和滥用，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其背后存在着灰色的利益链。但是，个人信息泄露屡禁不止，除了经济利益驱使之外、公民信息保护意识缺乏、行业监管乏力等外，相关法律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此类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个人信息保护既要强化刑法规制，也要强化民事法律的调整。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无疑具有震慑力；而个人信息实际上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个人财产，大量非法滥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主要侵犯的是公民个人民事权益，应强化民事法律如侵权责任法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调整。建议修改相关民事法律，赋予个人信息财产权的性质，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财产侵权行为,就应该承担财产责任。总之，要从民事法律上加大非法滥用个人信息行为的侵权行为成本，有效震慑、预防和减少信息滥用行为的发生。
就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而言，互联网企业的行业自律固然重要，但还是权威的法律更靠得住，要用法律守住个人信息安全的底线。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就是保障民生，就是保护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利。期望国家加快出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改完善相关民事法律，理直气壮地为公民个人信息撑开法律保护伞。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