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需要国家保障完善

    比较法研究并不能解决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却能擦亮发现问题的眼睛。12月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刑事法律援助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美、英、法、日等九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深入交流、分享经验，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开拓提供有益借鉴。

    英美法系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都起源于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法律援助起源，能够上溯至1215年《自由大宪章》，其中有一条特别规定成为法律援助制度的渊源，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从大宪章颁布，到18世纪中叶，律师并非法庭审判的重要参与者。直到1836年，英国的律师才被授予在陪审团面前代表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英国CorKer Binning律师事务所皮特·比宁律师系统介绍了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过程。1903年《保护穷苦贫民犯人法》正式确立为刑事犯罪嫌疑人提供免费代理的制度。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正式确立并统一了法律援助制度体系。

    美国詹妮弗·莱曼咨询中心独立顾问詹妮弗·莱曼介绍，美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大多数保护性制度来源于《权利法案》，其中第六修正案确立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仅仅是指被告人可以获取律师的帮助，但前提是他必须聘请律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2年认识到至少在死刑案件中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应当包括为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提供一名律师，以提供法律帮助。

    为了保障公民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诉讼权利的平等实现，英美法系国家建立了“公设辩护人”制度。所谓公设辩护人，是指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具有一定司法实践经验，为贫穷被追诉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国家公职人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提出，美国公设辩护人与法官、检察官同属当地的刑事司法系统，与检察官之间达成大量辩诉交易，利用自身优势帮助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公设辩护人具有指定的私人律师所不具有的优势，如花费较少、确保辩护连续性和一致性、易于促使被告人与检察官合作等。

    大陆法系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历史表明，大陆法系中“保护司法程序中的贫民”这一理念源远流长，其保护的范围逐步扩大。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提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而《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6条规定了有利于诉讼当事人的“公平审判之权利”，此类法律援助体系的运行受到欧洲人权法院的严密监控。

    法国刑法学会教授雅克奎斯·博里康介绍说，法国的司法援助规定主要见于以下三部法律:“1851年1月22日法”、“1972年1月3日法”、“1991年7月10日第91-647号法”。鉴于法律援助对象数量不断增多，立法者通过了“1998年12月18日法”，试图通过鼓励和解和规定每提起一桩诉讼须为法律援助支付35欧元的举措来减少国家的付出。不过，此项35欧元的费用于2012年被立法免除。

    欧洲的法律援助面临最大的难题是费用削减、资金短缺。不过，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家和律师行创始人韩家和律师所提出的，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底线在于:法律援助的权利是所有司法权利的基础，如果被告人享有权利，但是没有律师帮他行使这些权利，那么这些权利都是无效的。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我国修改后刑诉法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将刑事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扩大了应当指定辩护和可以指定辩护的案件范围，改变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明确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责任。这些新规定对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既是新机遇又是新挑战。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通过系统实证研究，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作出总体分析。我国法律援助的产生源于五四宪法和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2003年国务院发布《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推动了法律援助事业快速发展。

    顾永忠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在明年1月1日正式施行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将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将数倍增长，政府需投入更多经费;二是案件的增长要求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同步增长;三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的监督管理亟待加强;四是法律援助机构与公安、检察机关在受案过程中及时、有效衔接面临考验。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樊崇义认为，目前我国对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辩护行为本身的有效性问题关注不足，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的质量与效果。根据有效辩护理论的要求，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他建议从律师自身素质提高和国家保障完善两方面来确保刑事法律援助中有效辩护的实现。（张伯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