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连接法律与军事的“脐带”

    近来参加几个民间学术活动，主持人介绍时特别提及我的军人身份。在探讨自由平等话题的场合，本以为这种身份会有些格格不入，不料却引来不少朋友的兴致。事后想来，对我职业发生兴致的背后，或许隐含着一份疑虑:强调集体、服从、义务的军事，与崇尚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如何发生关联?自穿上军装以来，我也一直思考权利本位的法治与义务本位的武力之关系。

    人类的历史，战争连绵不绝，而文明正是伴随着战争茁壮成长。谁也不曾料到，古代族群间的不休征战竟然萌生出一种规则的治理，这种规则随着族群的兼并及至国家的产生，最终发展为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化发明——法律。正所谓刑起于兵、师出以律，因利益而生的战争孵化出用来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胎儿，这或许历史般地暗含了军事与法律无法切割的脐带关联。

    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源自“甘誓”，既是一篇战前激动人心的动员令，也是规范将士作战的行为规则。天子率将士出征关系到国家命运，一定要使将士们明白为谁和为什么而战，军法的重要任务就是宣示出征打仗的正义性，激励将士勇猛作战。从《司马法》中指出正义战争的目的就是“兴甲兵以讨不义”，到《尉缭子》“挟义而战”，再到《吕氏春秋》中的“兵苟义，攻伐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古代战争的制度伦理中就融入了正义因素，而作战催生出来的法律为全军将士提供了正义的价值规范。

    当我们审视法律与军事的脐带关系时，不难发觉曾被视为野蛮暴力的武装力量，其实在更深的文化层面显现出对法律的渴求。几乎每位武力的创建者，刚开始面对的多是一群野蛮的“乌合之众”，如何将其驯服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聪睿的治理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律。西方17世纪的军队，像此前和此后许多其他军队一样，普通士兵通常来自于无业游民，用惠灵顿公爵评述自己部队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有酒喝而当兵的社会渣滓”。对于这些处于原子状态的松散力量，只有严格的制度文化才能凝聚在一起，实现行为与心理上的一致性整合，将一盘散沙凝聚成“好像是一根发条驱动的”团队，并使他们为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世界上不同国家，武装集团都有一整套机制来整合新生力量，促进凝聚力的形成。当普通公民入伍之后，就必须切断年轻人与社会的原有纽带，通过严明的军纪和队列训练、日常管理制度等，在他们当中建立新的规则纽带，以确保他们在严酷的军事生活环境中依然能够拥有共同的信念。由于战争是人类最体现并要求协作精神的团体对抗，最需强调组织的协同性与纪律性，从而更加呼吁一种制度文化。从《申命记》中耶和华的训诫(对于在战争中遇到各种敌人时如何应对所指定的基本原则)，到今天国际战争法中不可胜数的条文，军事法文化涵盖了从军人的举止、习俗、文书、队列、阅兵和其他各种仪式，以及无穷无尽的宣战、作战、庆祝和纪念战争的方式中，所体现出的武士的价值和传统。

    当谈及媒体上看到的军人叠“豆腐块”时，一些朋友对这种整理被子的苛刻程度十分不解。其实在武装力量的内部建设中，整齐划一到苛刻的地步看似不一定实用，但能够塑造出一种制度文化，培育一种严格法纪的观念，化解个人主义与团体凝聚力之间的冲突。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千军万马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铁板一块，使得从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转化为能够为自己设定目标、通过战斗实现目标，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损失的一台文化机器。就像世界著名军事历史学家马丁·范克勒韦尔德在《战争的文化》中所描述的，这种机器即使在大炮的咆哮下，在火枪的呼啸下，在云团一般的白烟翻滚下，即使在左右的战友纷纷倒下，伤兵哀号四起的情况下，部队仍能像机械一般精确地前进和齐射。如果剥离了这些看似“无用”的制度文化，军事行动就会堕落为仅仅是暴力的放纵。

    可见，浸润于文化之中的军事与法律，都具有共同的精神关怀向度，具有共通的正义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正是法律将各种诉求不同、秉性各异的人整合在一起，夯实现代军事文明的基石。作为现代国家的暴力机器，武装力量绝非昔日的“乌合之众”，而更加融入人类文明秩序的轨道，融入文化整合凝聚之下的法律架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