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未央，天欲晓。
12月12日凌晨5点半，西安市救助站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层女生宿舍静寂无声。当记者轻轻踏进房门时，在枕边两只毛绒熊的陪伴下，心月和同屋的女孩们犹在梦乡。这是她在这里度过的第1027个夜晚，也是她在古城的最后一天。
穿衣、叠被、洗脸、刷牙……被生活老师轻轻唤醒的心月，重复着往常的生活节奏，但内心的情感波动似乎按捺不住，笑着接过新书包和文具，又笑着登上返乡的面包车。
时针指向6时30分，寒意未消，跟随高速路牌四川达州方向的指示箭头，记者陪同西安市救助站护送人员驱车一路南行。
没有与小伙伴们告别，心月只翻出一本大学生志愿者送给她的合影相册带在身上。几张照片，将承载这位11岁女孩对这里的全部记忆。
从西安救助站到四川达县南外镇千坵村
■没有哭泣，她用陌生而拘谨的拥抱迎见久未谋面的亲人
穿秦岭，越汉江。坐在车尾的心月，似乎有意回避着记者的镜头，扭过脸安静地凝视着窗外。
“爱笑，不爱说话。”这是她两年多来留给西安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印象。
“被公安部门送到救助站之初，和很多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愿意讲。时间长了，才慢慢吐露出籍贯、家庭情况等信息”，西安市救助站副站长仵国典在车上低声对记者说。
直至不久前，通过劝导，小姑娘才说出在老家就读小学的线索，由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起，在记者和热心网友协助下，西安、达州两地民政、公安部门仅用一天时间就找到了她的家人。
一天急速“爱心接力”，改变了心月的人生路径，却无法挽回其远离家庭关爱、滞留救助站的逾两载光阴。
孩子的内心世界，大人们通常读不太懂。曾经流落街头的“迷路雏燕”，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方式，更值得成人俯身用心揣摩。
这一点，在心月见到父亲、外公和妹妹时，格外触动人的思索。赶到达州市时，已过晌午，没有哭泣，没有“希望捕捉到的镜头”，心月仅仅用陌生而拘谨的拥抱迎接着久未谋面的亲人，面对当地民政、教育、妇联等部门工作人员的关切，她只轻轻地说着一句话：“谢谢叔叔、阿姨。”
谁都猜不透，面对眼前这一切，那平静如水的双眸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情绪湍流，抑或是茫然无措？只有被救助站人员送回达县南外镇千坵村，背朝众人坐在老家旧屋熟悉的门前时，脸上的惬意放松，才偶尔流露出卸下心防的真情。
“截至11月底，救助管理站共对224名救助的流浪未成年人进行过调查”，达州市救助站站长何立安细数着流浪儿童的成因，“除了走失和孤残遗弃，父母离异，家庭暴力，因父母外出打工老人无力管教而辍学的情况越来越多。”
家庭社会教育缺失和监管不力，令“迷路雏燕”们失去的不仅是“家”。
“少无所依”，更是心灵无所依靠。
在县城与人合租的“家”
■女儿入睡后，单亲爸爸出门，“做保安，值通宵，一个月能拿一千五六吧”
家人团聚的两天里，心月的父亲张国兵在记者面前已三度落泪。
36岁的达县人张国兵，当过泥瓦匠、塑胶厂工人、工地杂工、保安……他从20多岁外出打工，和孩子母亲的足迹辗转福州、西安、广东，“农村人没什么文化，又没技术，碰见什么干什么，哪里能挣钱就去哪里”，张国兵勾勒出单调的人生轨迹。
2010年初，一直待在老家由外公照料的心月，被母亲接去西安与父亲、妹妹一起过年，农历正月还没过完，外公李学仁得知，“大外孙女不见了。”“小孩有时候调皮，打骂是有的”，张国兵没有想到，心月会就此离家不归，“我和孩子母亲报过案，一直找不到，晚上回到出租房就抱在一起哭，靠我们俩能怎么办？”陌生的城市，来自外乡的农民工夫妇，一对弱小的身影就这样无力地穿行在车水马龙间，寻觅着亲生骨肉……
“以为孩子被带到外地上学了”，过完年新学期开学，心月在老家就读的三里坪小学一年级课堂上，一副座椅空了出来。面对记者的疑问，三里坪小学校长李志勇坦言，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迁现象，使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的生源流动司空见惯，“有的家长流出证明都不开就把孩子带走了”。一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离开校园、在外地“搞丢”的消息，仅仅在千坵村村民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被关注着。
另一方面，西安市救助站曾将心月和其他孩子的照片登报寻亲，西安市救助站站长张海林向记者拿出随行携带的旧报纸，“被家人发现的概率很低，成功的案例只有一个。”
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面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这一复合性极高的工作，庞大的资源有时却迟迟未能同步整合为有效救助网络。
12日晚，心月静静地收拾着自己的书包，而刚上小学的妹妹则时不时冲着父亲撒娇。“前妻每月给小女儿寄500元生活费，心月还得再想办法”。在达县县城张国兵与人合租的三室一厅的“家”里，避开孩子坐到里屋的床上，张国兵对记者讲述着家庭新波折。
就在5个月前，张国兵刚刚与孩子母亲协议离婚，安顿闺女俩入睡后，张国兵还要出门上班，“做保安，值通宵，一个月能拿一千五六吧。”
客厅沙发上，留着一部手机，平时他用来和小女儿晚上联络。
父爱如山，这一晚的张国兵，才重新担起这份重担。
重返曾经熟悉的课堂
■比周围人高出一头的她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从一年级重新念起
13日上午，风中飘着细雨，记者一行走进了位于山坡上的三里坪小学，随同孩子父亲和校长，目送心月重新回到熟悉的课堂。她的妹妹，正坐在隔壁的教室里。
“拼音a、o、e都忘了”，成长经历中曾经的“断点”，让小姑娘只能从一年级重新念起。面对比自己小了三四岁的“同学们”，比周围人高出一头的心月默默地坐在教室最后排，有些无所适从。
一宿未眠的张国兵，只好强打精神蹲在一旁，耐心劝导着大女儿，久久才转身离去。
教室外的操场上，达县民政局2000元的“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交到张国兵手中。同时，由西安市救助站、达州民政、教育等部门和当地镇政府捐助的数千元善款也已到手。
“县低保办也在核实家庭情况，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达县民政局杨晓燕主任向记者许诺。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而更多“心月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救助链条涵盖事后、事前救助两个层面，现在更多的是事后救助，重心放在如何妥善安置流浪儿童及安排其返乡，”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认为，有必要重新设计救助资源配置方式，开展以被救助者需求为导向的事前救助工作。
“应该建立预防机制，救助机构可联合学校、社区、村委会提前针对处于‘高危’状态的儿童重点走访，”尹小俊建议，“应当依托民政系统，建立跨区域尤其是周边和相邻区域的响应和行动网络；救助机构不是应急性、过渡性单位，而是调配庞大社会救助资源的重要中转平台。”
上课铃响过，班主任频频关照心月回答问题，“孩子大了接受能力强，将根据其学习情况尽快帮她完成学业。”
走出教室，记者从门口再次回望可爱的小姑娘：冬日的早晨，书声琅琅间，心月人生中新的一课开始了……
（文中心月系化名）
蹲点感言
心月是不幸的，当她重返课堂，那彷徨无助的眼神，更令人平添一分沉重；心月又是幸运的，她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各方最大限度调动资源为其寻亲、返乡、就学、经济扶助提供便利。
更多的“心月”们则没有这份“福气”。
在心月回家的路上，《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起寻找家人并图文直播了返乡安置过程，更让我们体验到庞大的社会救助资源一旦充分运转起来，力量何其巨大！
毫无疑问，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是项繁杂的工程。当“社会细胞”的家庭因各种因素而面临“失控”时，如果学校、街办村委会等基层社会管理组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能够及时介入；如果各地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资源能够充分协调联动；如果政策的阳光雨露能够及早滋润这些家庭，情况会大有不同。如果每一个环节，多走一步，效果就大为可观……（记者 姜峰 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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