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服务，少设坎儿
■如果办事的人能更多地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多服务，少管制，多行便，少设坎儿，很多事情就不再是难题。
生孩子对育龄夫妇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但如今，想生孩子的夫妇大都会面临能不能生、在哪儿生、怎么生的问题。
能不能生，是因为我们是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国家，所以也就有了准生证的问题。其实，按照国家政策，夫妇生第一个孩子是不存在准生不准生问题的。可现实情况是，在绝大多数地方，夫妇生第一个孩子，也要办准生证。所谓准生证，即“生育服务证”（也称“生育证”）。既然是服务，本应怎么方便想生孩子的夫妇怎么来。但实际执行上，似乎成了怎么折腾怎么来，“服务”演变成欲生孩子的夫妇“务必服从”本应提供服务者的“调遣”，以致怨声载道。最近国家人口计生委顺应民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手续，方便流动夫妇办证，且实行首接制，即流动夫妇可在居住地办证，谁先接到申请谁给办。对这一通知能否落实、何时落实，是对政府部门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次大考，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几亿家庭特别是2.2亿流动人口中欲生育夫妇及其家庭能不能“安生”。如今，民间对育龄夫妇生头胎不应再办准生证的呼声日高，且江苏、广东、内蒙古等地已率先实行，并无“不良反应”。对这一合理且合法的诉求，计生部门是不是也该俯身倾听，认真研究，尽早回应？
在哪儿生问题，实际上是选择在什么地方、什么医院生的问题。如今一个家庭大都一个孩子，许多人担心生产的安全性、愿意选择到高等级医院去生孩子也在情理之中，由此产生的病床短缺和生孩子难的“结构性矛盾”——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一二级医院门前冷清如何解决，也是给政府出的一道考题。要改变这种局面，要让人相信一二级医院完全有能力保证产妇“安全生产”，政府部门的服务工作显然还没做到位。愿不愿就近生孩子，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包括推行分级就医、就近就医，是就医者与服务者互动的结果。一二级医院怎样让人了解并相信其安全性、普及生育常识，都是待解的课题，都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与制度安排。
怎么生的问题则是个亟待重视的问题。医学专家提倡自然分娩，但现在剖腹产的比例却高得惊人。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46.5%的产妇都选择剖腹产下婴儿（日本仅为7%），剖腹产率为全球第一，已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对剖腹产率设置的15%的警戒线。据说产妇或家属要求“剖”的约占20%—30%，原因主要是择日、怕疼、求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产妇是“被剖腹产”的。产科医生为规避风险或为猎取更大利益而诱使甚至迫使产妇选择剖腹产的现实，无疑已使此问题不再是单纯医疗问题而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据报道，2010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启动了“促进自然分娩，保障母婴安康”项目，从国家层面通过开展持续有效的培训等系列措施给剖腹产“降温”。应该说这是以服务促转变的一个行动。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办事。如果办事的人能更多地从想办事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多服务，少管制,多行便，少设坎儿，很多事情就不再是难题。（赵蓓蓓）
分步取消“准生证”
人民日报最近关于“生孩子如何不再难”的系列报道，集中显现了办证难的窘境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出《关于方便群众办证的通知》后办证难依旧的窘境。
作为“办证难”的“受害者”之一，我近来发表了一些文章，其间，接到不少电话，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相关部门的电话，并多次交流，还有不少同样经历办证难的网友交流他们的看法，在微博上也有不少网友@我，介绍他们办证难的遭遇。我发现办证难主要有5个人为障碍：
一、由于国家层面没有出台具体的操作细则，各地根据情况制定了相对独立的政策，导致规定不统一，甚至缺乏有效的衔接，无形中增加了办证的难度，所以才会出现办一个准生证要盖几十个公章的新闻，办证者多地奔波，“服务证”变成“折腾证”。
二、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出的通知中提到“流动人口可以就地办理”，其实早在200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就明确规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可是，二元户籍管理让“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一直无法实现。
三、尽管国家明文规定“生育服务证”（即准生证）的定位是“服务”，可是在操作中，这种定位被异化成了“生育许可证”或 “生育管理证”，强化了“行政许可”的功能，导致与其他社会服务捆绑在一起，增加了办理的复杂性。同时，由于异地办理缺乏衔接，流动人口即使在居住地办了准生证，却无法回原籍给孩子上户口。
四、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基层的操作中，已经隐约出现将“计生”作为“生意”的苗头，俨然有产业的色彩，而利益的作祟，也必然影响到解决办证难问题的推进。
五、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一些小概率事件的婚姻家庭状况也逐渐增多，比如有网友在微博中提供的“未婚先孕，对象分手，孩子准生证如何办理”、“多次离婚，家庭复杂，办理证件难上加难”等情况，这些特殊情况缺乏“绿色通道”。
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很多人正在饱受办证难之苦，或即将踏上办证难之旅。而从目前社会反映看，计生委的“通知”还很难解决办证难。
所以，我呼吁取消准生证。
具体依据有三：
一、准生证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我近期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以及多位人口、计生领域人士商讨，发现一个共识，就是流动人口的生育服务证是人口出生控制的制度安排，在目前的超低生育率阶段，其存在的必要性已经丧失，并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可以考虑取消。
二、“取消准生证”的试点已成功。比如《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与下辖市区的配套实施办法都只针对二孩设定了准生证这一前置条件，对首次生育并未规定办理准生证。办理“生育服务证”只相当于备案，是为了享受后续的服务，比如生育险报销。就是说，只要是一孩，在江苏可以理直气壮地生，医院不可能因为没有准生证而不接收、不开出生证明，政府也不可能罚款。
三、鉴于前面说的5个“障碍”目前在制度层面还很难破除，扬汤止沸，莫若釜底抽薪，作为准生制度的“受害者”之一，我呼吁直接取消准生证。建议：第一步，取消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准生证办理。第二步，回归“生育服务证”的本来面目，让准生证与出生证明、户籍制度等解绑。第三步，根据计生制度改革，适时全面取消准生证。（北京 高明勇）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雷海潮谈“生孩子难”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转变观念，“分娩难题”并非无解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孩子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大民生问题。12月5日和11日，本版推出系列报道“生孩子如何不再难”，刊发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对人们在办准生证、挂号、建档、住院等环节的亲身经历和苦恼进行了客观反映。12月12日，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雷海潮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就此话题接受采访，详细阐释了“生孩子难”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有关方面的应对举措。
问：目前北京市产科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情况怎样？为什么“生孩子难”问题现在表现得格外突出？
雷海潮：截止到2011年底，北京市助产机构已发展到137家，绝大多数二、三级综合医院都设有产科，产科床位近4000张。具体分布情况是，北京市三级医院产科床位1354张，二级医院产科床位2239张，一级医院产科床位251张。
如果按照每张床一年周转60个产妇的平均水平计算，全市医院产科床位每年可接纳产妇24万。近两年北京市年分娩量为20—22万，医疗资源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匹配。
按理说，24万张产科床位是可以满足约22万孕产妇需求的，那么为何还会出现“住院难、建档难”的问题呢？其实，“生孩子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和年份性、季节性矛盾的体现，即产妇就医意向集中在三级助产机构，怀孕分娩集中于某些特定年份、季节。
一方面，因为目前绝大多数产妇一生只生一个孩子，大家都希望去最顶尖的医院、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和设施，于是三级医院出现“扎堆儿”现象。如果人人都去三级医院生产，必然会在这些医院造成供需不平衡的现象。
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存在怀孕分娩的时令倾向性，一些孕产妇想在龙年或虎年生宝宝，造成这年份孕产妇特别多。比如，今年是龙年，医院的压力就相对较大。有些年轻夫妇甚至对孩子出生的时间也有倾向性，这就导致每年在特定的月份,医院的产科床位供需矛盾很紧张。
问：调查发现，三甲医院产科和妇产医院普遍存在挂号难、建档难，有的建档甚至要排队排到半年以后，而很多二级、一级和民营医院产科并不存在这种现象，有的真可谓“门可罗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衡现象？如何解决？
雷海潮：造成这种就诊不平衡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居民的习惯认识，认为大医院条件好，生孩子安全。二是孕产妇就诊缺少专业人员指导,随意性较大。三是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产科费用差距小，难以引导产妇分级就医。四是部分民营医院收费较高，大部分居民难以支付。
其实，一般产妇生产是妇女正常的生理现象，与通常意义上的疾病不一样。政府有关部门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产科的资质均有严格的准入审查和日常管理。因此，大家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安全质量是有保证的。对于一般孕产妇而言，可以优先选择就近、方便的综合医院产科或者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就诊。“准妈妈”们不必非要“扎堆儿”去三级医院生产。
当然，确有一些孕妇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高危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医院将及时通过已经建立多年的孕妇转诊网络，将孕妇转诊到更高级别的医院。所以，身体健康的孕妇可就近到区县所属的二级助产机构进行产前检查，直至分娩。如果孕产妇在产前检查中发现有异常情况，产科医生会开高危孕产妇转会诊三联单，孕妇持三联单到本区县指定的上级三级医院进一步检查。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复杂，则留至三级医院负责后续诊疗服务，确保高危孕妇平安。
问：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生孩子都是“添丁加口”的大喜事，人们都希望求得个“母子平安”。那么，目前各级助产机构分娩安全情况怎样？普通医院产妇的分娩安全如何保障？
雷海潮：各级政府、各助产机构努力控制孕产妇和婴儿死亡，力求实现零死亡，保障母婴安康。2011年，北京市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9/10万，即一万个孕产妇中发生死亡的不到1例；婴儿死亡率下降到2.8‰。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述两个指标分别是685/10万和117.6‰，1997年分别是24/10万和9.5‰。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北京市在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切实有效地保障了母子康健。
近三年，石景山、门头沟、平谷、延庆等区县均实现孕产妇零死亡，北京市在控制孕产妇死亡和婴儿死亡率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产妇在北京市各级助产机构进行分娩总体是安全的，质量是可靠的。
目前，北京市已建立起高危孕产妇转诊、会诊网络。各区县都设有高危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设有14家市级抢救指定医院，并设有9家专科医院承担会诊工作。危重情况可通过跨级转诊“绿色通道”，确保产科抢救迅速有效。2012年，北京市有高危孕产妇41793人，危重孕产妇2547人，均得到积极转诊、救治。
问：不少孕产妇和家属反映，到医院做妇检时“重复检查、反复排队”等问题严重，令孕产妇疲惫不堪。请问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有什么对策？不同医院的检查结果能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雷海潮：孕妇在怀孕期接受孕期检查和保健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及时发现孕期的特殊问题。北京市医疗机构一直在努力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流程，方便孕产妇就诊，如预约挂号、分层挂号、周末和假日门诊、夜间门诊等等。但目前仍有部分医疗机构仍然存在就医流程优化不够、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将继续倡导和促进服务流程的优化，大力推动医院信息系统建设。此外，在保证检查质量的前提条件下，北京市逐步推行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
在未来3至5年，北京市将扩建20余所大医院，建设11所位于郊区的区域医疗中心。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产科服务能力的壮大和分流制度的建立完善，合理引导更多的孕产妇由三级医院到一、二级医院建档、分娩，再辅助以“移风易俗”教育，“分娩难题”将逐步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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