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服务，少设坎儿
■如果办事的人能更多地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多服务，少管制，多行便，少设坎儿，很多事情就不再是难题。
生孩子对育龄夫妇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但如今，想生孩子的夫妇大都会面临能不能生、在哪儿生、怎么生的问题。
能不能生，是因为我们是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国家，所以也就有了准生证的问题。其实，按照国家政策，夫妇生第一个孩子是不存在准生不准生问题的。可现实情况是，在绝大多数地方，夫妇生第一个孩子，也要办准生证。所谓准生证，即“生育服务证”（也称“生育证”）。既然是服务，本应怎么方便想生孩子的夫妇怎么来。但实际执行上，似乎成了怎么折腾怎么来，“服务”演变成欲生孩子的夫妇“务必服从”本应提供服务者的“调遣”，以致怨声载道。最近国家人口计生委顺应民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手续，方便流动夫妇办证，且实行首接制，即流动夫妇可在居住地办证，谁先接到申请谁给办。对这一通知能否落实、何时落实，是对政府部门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次大考，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几亿家庭特别是2.2亿流动人口中欲生育夫妇及其家庭能不能“安生”。如今，民间对育龄夫妇生头胎不应再办准生证的呼声日高，且江苏、广东、内蒙古等地已率先实行，并无“不良反应”。对这一合理且合法的诉求，计生部门是不是也该俯身倾听，认真研究，尽早回应？
在哪儿生问题，实际上是选择在什么地方、什么医院生的问题。如今一个家庭大都一个孩子，许多人担心生产的安全性、愿意选择到高等级医院去生孩子也在情理之中，由此产生的病床短缺和生孩子难的“结构性矛盾”——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一二级医院门前冷清如何解决，也是给政府出的一道考题。要改变这种局面，要让人相信一二级医院完全有能力保证产妇“安全生产”，政府部门的服务工作显然还没做到位。愿不愿就近生孩子，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包括推行分级就医、就近就医，是就医者与服务者互动的结果。一二级医院怎样让人了解并相信其安全性、普及生育常识，都是待解的课题，都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与制度安排。
怎么生的问题则是个亟待重视的问题。医学专家提倡自然分娩，但现在剖腹产的比例却高得惊人。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46.5%的产妇都选择剖腹产下婴儿（日本仅为7%），剖腹产率为全球第一，已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对剖腹产率设置的15%的警戒线。据说产妇或家属要求“剖”的约占20%—30%，原因主要是择日、怕疼、求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产妇是“被剖腹产”的。产科医生为规避风险或为猎取更大利益而诱使甚至迫使产妇选择剖腹产的现实，无疑已使此问题不再是单纯医疗问题而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据报道，2010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启动了“促进自然分娩，保障母婴安康”项目，从国家层面通过开展持续有效的培训等系列措施给剖腹产“降温”。应该说这是以服务促转变的一个行动。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办事。如果办事的人能更多地从想办事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多服务，少管制,多行便，少设坎儿，很多事情就不再是难题。（赵蓓蓓）
分步取消“准生证”
人民日报最近关于“生孩子如何不再难”的系列报道，集中显现了办证难的窘境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出《关于方便群众办证的通知》后办证难依旧的窘境。
作为“办证难”的“受害者”之一，我近来发表了一些文章，其间，接到不少电话，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相关部门的电话，并多次交流，还有不少同样经历办证难的网友交流他们的看法，在微博上也有不少网友@我，介绍他们办证难的遭遇。我发现办证难主要有5个人为障碍：
一、由于国家层面没有出台具体的操作细则，各地根据情况制定了相对独立的政策，导致规定不统一，甚至缺乏有效的衔接，无形中增加了办证的难度，所以才会出现办一个准生证要盖几十个公章的新闻，办证者多地奔波，“服务证”变成“折腾证”。
二、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出的通知中提到“流动人口可以就地办理”，其实早在200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就明确规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可是，二元户籍管理让“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一直无法实现。
三、尽管国家明文规定“生育服务证”（即准生证）的定位是“服务”，可是在操作中，这种定位被异化成了“生育许可证”或 “生育管理证”，强化了“行政许可”的功能，导致与其他社会服务捆绑在一起，增加了办理的复杂性。同时，由于异地办理缺乏衔接，流动人口即使在居住地办了准生证，却无法回原籍给孩子上户口。
四、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基层的操作中，已经隐约出现将“计生”作为“生意”的苗头，俨然有产业的色彩，而利益的作祟，也必然影响到解决办证难问题的推进。
五、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一些小概率事件的婚姻家庭状况也逐渐增多，比如有网友在微博中提供的“未婚先孕，对象分手，孩子准生证如何办理”、“多次离婚，家庭复杂，办理证件难上加难”等情况，这些特殊情况缺乏“绿色通道”。
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很多人正在饱受办证难之苦，或即将踏上办证难之旅。而从目前社会反映看，计生委的“通知”还很难解决办证难。
所以，我呼吁取消准生证。
具体依据有三：
一、准生证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我近期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以及多位人口、计生领域人士商讨，发现一个共识，就是流动人口的生育服务证是人口出生控制的制度安排，在目前的超低生育率阶段，其存在的必要性已经丧失，并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可以考虑取消。
二、“取消准生证”的试点已成功。比如《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与下辖市区的配套实施办法都只针对二孩设定了准生证这一前置条件，对首次生育并未规定办理准生证。办理“生育服务证”只相当于备案，是为了享受后续的服务，比如生育险报销。就是说，只要是一孩，在江苏可以理直气壮地生，医院不可能因为没有准生证而不接收、不开出生证明，政府也不可能罚款。
三、鉴于前面说的5个“障碍”目前在制度层面还很难破除，扬汤止沸，莫若釜底抽薪，作为准生制度的“受害者”之一，我呼吁直接取消准生证。建议：第一步，取消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准生证办理。第二步，回归“生育服务证”的本来面目，让准生证与出生证明、户籍制度等解绑。第三步，根据计生制度改革，适时全面取消准生证。（北京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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