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临海市古城司法所近日被浙江省司法厅评为“五星级规范化司法所”,这也是台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司法所。
临海市司法局自2008年启动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社区矫正人员的再犯罪率控制在0.06%。临海市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市司法局局长马保合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该市在册的社区服刑人员达1255人,总量居全省县(市、区)首位,“社区矫正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在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
工作压力大,再犯罪率却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的0.21%,有何经验值得借鉴?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村级社区矫正工作站”。
村级社区矫正工作站是临海市司法局在全省率先探索的一种新做法,它将原本市、镇(街道)两级管理延伸为市、镇(街道)、村的一个管理网络,工作站成为对矫正人员监管的第一线。
据临海市司法局副局长谢哉华介绍,现在该市994个行政村和31个社区已全部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站,其中存在社区矫正人员的785个工作站也已全面启用。
市司法局宣教科科长蔡军辉告诉记者:“我们全市只有19个司法所,要管理的却是1255名社区矫正人员,相当于每个所平均要管理近70人,仅凭现在的人手根本不够。”
每个司法所大概有四、五名工作人员,而一些较大的司法所也只有六、七人。村级社区矫正工作站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以古城司法所为例,其辖区内就有35个工作站,而更重要的是在村级社区矫正工作站的协助下,司法所可以将社区矫正工作做得更细化。
在东湖村村委会办公楼,记者见到了该村社区矫正工作站站长陈冬顺,他同时也身兼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年纪四十出头的他性格爽朗,一边处理手头的工作,一边和来办事的村民开几句玩笑。
陈冬顺觉得,做矫正工作和在村里做调解工作一样,其实还是做人的工作,“关键要摸透对方的心理,设身处地去为他考虑。现在我们村有4名社区矫正人员,年纪小的喜欢叫我顺哥,年纪大一点的就管我叫顺弟。”
以前,由于人手的问题,司法所顾不过来,社区矫正人员也和司法所工作人员不熟悉。但村里的社区矫正工作站不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有什么困难都会找他。
在古城司法所办公区域,记者一进门就被墙上的红色横幅吸引了:“欢迎回家”。司法所所长陈法斌说:“社区矫正人员虽然犯了错误,但我们希望他们第一眼看到这条横幅能感到一丝暖意。”
司法所是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第一站。陈法斌告诉记者,这么些年下来,他的体会是首先要尊重社区矫正人员,平等对待;然后要从生活上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外界的温暖。他指着墙上挂的锦旗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社区矫正人员钱永16岁就因为盗窃而被劳教两年,此后又因为盗窃连续入狱三次,后经多次减刑,于2007年3月出狱。
在钱永入狱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了,家里租住的房子也因为城市建设而被拆迁。他出狱的时候已经56岁了,身上只有管教给的100元钱。在牢房里度过了35年时光,十几年的巨大变化让钱永对社会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心理,甚至萌生了再回狱中的想法。
由于钱永被判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所以也是社区矫正对象。陈法斌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很同情,对他这种消极心理也很担心,找他谈心好几次:“你已经四次进牢房了,难道还想要在里面呆一辈子吗?你今年才五十多,正当壮年,做点什么不比在监狱里虚度光阴好?”
谈心只是初步缓解了心理负担,要想重新融入社会,还得解决生计问题。古城司法所设身处地为钱永考虑,在社区的帮助下为他联系了一份市容清洁工作;紧接着,又帮他申请了廉租房,42平方米的房子月租只需要42元。
拿到房子钥匙的那天,钱永几度哽咽:“从没想过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我,我一定要重新做人,不然太对不起你们了!”(本文所涉及社区矫正人员人名为化名)(记者陈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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