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云
在2012年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突出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如他在2011年庆祝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所说的：在世情、 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和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而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是纯洁性，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集中表现。保持党的纯洁性，特别是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纯洁性，是一个常讲常新的永恒的历史性课题，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头等大事。
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其中思想上纯洁和政治上纯洁尤为重要。如果说思想纯洁是灵魂和统帅，那么政治纯洁是关键和核心。归根到底，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政治使命，党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是政治目标。始终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在保持党的全部纯洁性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本身也有丰富内涵。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看，最根本的是保持党的政治纲领的纯洁、政治路线的纯洁和政治取向的纯洁。
一、保持党的政治纲领的纯洁性
党的政治纲领是党的政治主张、奋斗目标以及行动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集中概括和反映，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政治纲领之是否科学，或者科学的政治纲领之是否一以贯之地践行，决定了党的前途命运、兴衰成败。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历来予以高度关注，把它看作党的政治生命。
马克思在撰写《哥达纲领批判》前夕的1875年5月《给威·白拉克的信》中，批评了这个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杂质因而是“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指出虽然“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1]P296恩格斯1875年3月《给奥·倍倍尔的信》批判这个机会主义纲领时作出著名论断：“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P325-326列宁也说过，有一个能使大多数人民相信其正确的纲领，是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并且指出党的纲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要“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1920年即我们党建党前不久，毛泽东在给罗璈阶的信中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所讲的“主义”，其实即是党的政治纲领。总之，党的政治纲领是党的里程碑，是党公开亮出的旗帜，是“外界”即世人衡量和判断党的一个标准，——这就是老祖宗对党制定科学政治纲领的极端重要性的深刻阐明。
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其他一切工人政党不同，共产党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政治纲领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1847年成立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名称便叫“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便是它的政治纲领。《宣言》的精髓是宣告“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P306，这个“未来”，就是共产主义。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原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鉴于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放弃共产主义目标而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蜕化为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党，他从1914年一战开始时起到1917年，多次提出过更改党的名称以便与第二国际的党划清界限。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18年3月，他在俄党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而“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3]P456-457。大会接受列宁的提议，决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为俄国共产党。
党的名称本身就反映党的政治纲领。顾名思义，共产党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对此，毛泽东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作了典范式的阐述。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又回应当时某种要求 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改变党的名称的喧嚣，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4]P1059。这一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政治纲领的原则立场，迄今仍为我们党所坚持。现行党章就旗帜鲜明地宣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并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党的政治纲领的共产主义一元论，不搞多元化， 固然是基于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最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向往，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确信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所作的深刻剖析和揭示从而得出的“两个必然”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这就使党的共产主义政治纲领、我们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与一切遐想、空想、盲从、迷信从原则上区别开来。
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首先就是要保持党的政治纲领的共产主义纯洁性，这其实是一个极简单、极平常、极朴实的道理。因为既然共产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那么离开了共产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甚至根本不必成立和存在共产党；不相信或不赞成共产主义的党员就不是真共产党员，甚至根本不必加入共产党和留在共产党内。这是一条铁的逻辑，违背这条逻辑，就是徒具虚名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员。
但是要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在西方意识形态侵蚀下，在国际共运因苏东剧变处于低潮影响下，以及在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弱化条件下，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共产主义意识淡化了、淡出了乃至淡忘了，一个原本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似乎变成了一个说不清讲不明的道理。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建问题的《决定》，指出当前党内存在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六个方面表现，第一条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之言；强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这是触及关键、抓住根本之举。
保持党的政治纲领的纯洁性，坚持政治纲领的共产主义一元论，当然并不是要把共产主义作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纲领。众所周知，我们党的纲领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部分，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始终不变的；最低纲领则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任务而有所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在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纲领就是党章所说的“最高理想”，最低纲领就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说的“共同理想”。我们现在要实现的是共同理想，但共同理想必须以最高理想来统领和指引，否则就会走偏方向。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以共产主义为唯一发展方向。如果离开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统领和指引，就会阉割社会主义，只剩下所谓“中国特色”，那将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应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保持党的政治路线的纯洁性
制定科学的政治纲领，是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的首要任务；而践行科学的政治纲领，需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来保证。因此，保持政治路线的纯洁性，是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条件。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以最高纲领为指导，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特定历史任务而制定的根本工作路线，或称总路线、总政策、总任务，有时也称基本路线。它是党实现一定历史阶段中心任务的行动纲领，是制定其他一切具体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政治路线之是否正确，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发生的路线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曾经使党和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只是经过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逐步确立起正确的政治路线，才使党和革命化险为夷，反败为胜。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这段历史，提出了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即马克思主义化的党建总目标，深刻阐明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当时是指党同资产阶级和武装斗争的关系）。其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认识的深化，毛泽东把党的政治路线正式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指出这就是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8年4月，他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又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证，并精辟地阐述了总路线总政策与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的关系：“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5]P1316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领导制定的这条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贯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左”右偏差也得到及时纠正，从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彻底胜利，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
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以后，党根据形势的新发展，于1952年适时地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制定了以“一化三改造”为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到50年代中期完成了“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往后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创设了政治前提。1958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党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迫切愿望，也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导致发生“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接着于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日益极端化的“左”倾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转换成以“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即“三个始终存在”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长时间的全局性的十年内乱，把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严重搅乱是非和颠倒敌我，严重破坏建设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和灾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基础上实现政治路线拨乱反正，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和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与此同时提出实行改革开放，不久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于80年代中期正式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是这条基本路线，带来了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国民经济大繁荣，人民生活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增强，国际地位大提升，在短短三十多年中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广袤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创造了令世人瞩目惊叹的“中国奇迹”。
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显示，保持党的政治路线纯洁性的基本条件是：第一，必须坚持以党的共产主义最高纲领为旗帜和统帅，始终不失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崇高的远大理想。第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科学分析、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正确确定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特定历史任务，抓准抓住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第三，必须坚持同时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排除一切“左”和右的干扰，勇于和善于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保持党的政治路线的纯洁性，对于党的建设来说，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十六大报告说得好：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今天我们讲保持党的政治路线的纯洁性，最重要的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全面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全面贯彻执行基本路线，从十三大到十七大，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做了说明。2008年12月胡锦涛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讲话，又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
这就是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完整准确地理解这种关系，才能做到全面地贯彻执行，从而保持党的政治路线的纯洁性。
但是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以及在学界一些同志中，还是未能认识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而不是多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比如主张在我国GDP已居世界“老二”的今天，不必再以经济建设而是应以社会建设或政治建设为中心的声音，鼓吹“姓社姓资”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再讲四项基本原则并无必要和意义的声音，认为改革开放已到了尽头，继续搞下去只会伤害人民利益甚至可能导致“丧权辱国”的声音，都时有所闻。按此逻辑，就得改变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用别的什么政治路线取而代之。若照此办理，那就会重蹈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路线错误的覆辙，严重损害党的政治纯洁性，给党的事业造成新的折腾，带来新的灾难。至于只管具体的工作路线而不问以至忘记基本路线即总路线总政策的情形，在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更是屡见不鲜。这种偏向如不坚决纠正，就会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成为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
三、保持党的政治取向的纯洁性
党的政治取向，是党在政治上的根本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核心问题是党究竟代表谁，究竟为谁谋利益，究竟以什么作为判断自己一切活动实际成效的最高标准。正确而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的题中之义和内在要求。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283,285。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人”、“整个无产阶级”，指的是最广大劳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语境里，“无产阶级”与“最广大劳动人民”其实是同义词，革命导师往往把这两者并用或通用。《宣言》的这些话等于开宗明义地宣布：共产党是除了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党，共产党从事的一切斗争和工作都是为最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简而言之，实现人民利益是共产党人唯一和最高价值取向。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这些经典思想，高度精练地概括成“为人民服务”一句话五个字。他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讲了这样的至理名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P1094-1096建国以后他继续作了发挥：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等等。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三条，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论断，都与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一脉相承。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最带根本性的至高无上的政治价值命题。从表述上看，它非常简单明了，从内涵上说，却又极其深邃科学。
（一）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列宁说过，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共产党员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斯大林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劳动群众的历史。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总之，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历史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观点，是“为人民服务”的最根本理论基础，它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与一切否认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作用的唯心史观从原则上划清了界限。时下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的轻视人民群众力量、突出所谓“精英人士”作用的观点，不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是恩赐于人民的观点，人民维权会影响维稳、把群众因维权受挫而引发的某些过激言行视作“刁民作为”的观点等等，都是亟须破除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只有把问题提升到世界观问题、根本立场问题、最大政治问题的高度，方能真正深刻认识并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
（二）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党的阶级性质。由于工人阶级与其他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党就不仅代表工人阶级、也代表其他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从根本上说，党是由几千万“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组成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是决定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先锋队之所以为先锋队，就在它乐于和敢于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始终走在斗争前列，率先垂范，冲锋陷阵，甘于付出任何代价，承受巨大牺牲。党把人民当作社会主人，把党员和党的干部当作社会公仆，社会公仆为社会主人效力乃是天经地义。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属性，就来自于此。共产党与一切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利益的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此。时下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忘记自己作为先锋队一员的角色定位、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的现象，颠倒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把自己当作官老爷而把群众当作可以随意使唤的仆人的现象，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而沽名钓誉搞这样那样的形象工程、不惜劳民伤财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乃至彻底背叛党的性质和人民利益、大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从而腐败堕落蜕化变质的现象，以及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等现象，不仅未见收敛，还有愈益发展之势。凡此种种政治价值取向错位的现象无不严重损害党的政治纯洁性，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和关切。
（三）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把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且把它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这是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条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党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最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实质和要义的集中体现，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条件下，也必须坚持，毫不动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前提是深入了解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因为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拥有最广大的同情者、拥护者、支持者，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脱离群众则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因为党内那种居功自傲、“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一意孤行目无群众的情绪和倾向极易滋长，而且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执政前更为严重。胡锦涛指出的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应当看到，当前党内种种不正之风特别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表明这个危险确实存在并有酿成危机的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继续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拥护和支持，不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使过去拥有的现在仍然拥有，现在拥有的今后永远拥有。
党的政治纲领的纯洁性、政治路线的纯洁性、政治取向的纯洁性，相互联系、依存和贯通，三者统一起来，构成党的政治纯洁性的科学内涵和基本标志。保持由这三个纯洁性组成的党的政治纯洁性，并把它与保持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的纯洁性结合起来，才能使党永葆先进性。苏共亡党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丧失了政治纯洁性。我们党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曲折和错误，以及当前党内存在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损害了党的政治纯洁性。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教训，告诫我们务必以高度的自觉增强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戮力同心，奋发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肩负起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