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外来人口流入大省，浙江名副其实：全省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比为1∶2；11个县（市、区）、126个乡镇（街道）、2322个社区（村）“人口倒挂”。
怎样对待外来人口，如何处理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关系，既关乎浙江经济发展，也关乎社会稳定。
10多年来，浙江决策者们秉承“新、老浙江人都是一家人”这一理念，不断消弭制度、社会红利方面的差异，创出了外来人口、本地人口和谐共生、和谐共荣的“浙江样板”。
制度破冰：填平身份鸿沟，敞开胸怀热心接纳外来人口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打工者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2000年，浙江外来务工者达404.2万；2005年达到1291万；2011年超过2215万人……
外来人口的到来大大弥补了浙江劳动力的不足，让浙江经济发展尽享人口红利优势。可以说，浙江腾飞，外来务工者功不可没。
近些年，外来务工者集聚形式出现了变化：当年的农民工，扛上被褥就出门；而今，40%以上的流动人口属于家庭式流动。这意味着他们对子女就学、看病就医等公共服务需求大大提高。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16到30岁之间的新生代外来务工者占45.5%——这个群体渴望城市生活，维权意识更强，而由他们引发的劳动纠纷案件也在逐年增多……
对这些外来人口是封堵限制，还是敞开胸怀热心接纳？浙江的决策者们选择了后者。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认为：“为国家转移剩余劳动力，经济先发地区责无旁贷。”
浙江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反哺这些在浙江流下辛勤汗水的“新浙江人”，让他们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200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农民工参保比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应政策，从住房条件、养老保险、子女就学等方面为外来务工者编织了严密的权益保障“安全网”。
2009年10月1日，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出台有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把“实现新老浙江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目标。
浙江由此告别了流动人口管理的暂住证制度，取而代之以居住证制度。
与暂住证以治理为目的不同，居住证以服务为主导，将子女就学、社会保障、卫生防疫、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各种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汇聚于一体。
“居住证和暂住证一字之差，却实现了质的飞跃。”浙江省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办公室主任阮文广说，“管理思路的转变从称呼上最能体现。最初的称呼是‘外来民工’，到后来变为‘外来人口’，之后又变为‘流动人口’，到现在叫‘新浙江人’，这说明浙江真的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居住证制度打破了二元户籍制度对外来务工者的限制，让他们在保有原户籍权利的同时，能平等地享受同城居民待遇。
“你看，这就是我的居住证。现在，我和本地人真的没有差别了！”在嘉兴平湖打工的河南籍农民工周国平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着他的居住证。他一家三口都成了这里的新居民。“身份的改变，让我们更安心。”周国平话语中透着自豪。
目前，浙江全省90个县市区中，已有88个县市区出台了居住证发证申领配套政策。
完善服务：为外来务工者排忧解难，让他们工作更安心、生活更顺心
2009年，当安徽籍农民工刘世荣在杭州街头为举目无亲发愁时，面向外来务工者的“新市民之家”接待了他，不但为他提供了住所，还介绍他去社区进行免费计算机培训。很快，他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刘世荣幸运的背后，是日渐完善并覆盖城乡的“新浙江人公共服务体系”。近年来，浙江把对新浙江人的服务纳入政府的发展规划中：2011年，74.2%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外来务工者的参保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左右；截至2011年，全省共建居50人以上的企业内部住宿点15243个，50人以上的农民工公寓831个，入住流动人口达261万……
除了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浙江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在宁波，五险合征的“社保套餐”实现了“可转移、可衔接”；湖州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已覆盖全市75%以上的非公企业；在绍兴店口镇，满足条件的新店口人可获12万元购房补助……
“劳资纠纷不用慌，娘舅把咱帮；大事小事咱不愁，娘舅伸援手；工资每月按时发，工人笑哈哈……”这是宁波工会举行的庆“五一”联欢晚会上，来自山东单县的农民工董浩亮即席创作的顺口溜。老董说的“娘舅”，指的是当地的工会组织。
职工维权，浙江扎扎实实走在了全国前面：全省已建成覆盖97%县（市、区）的“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外来务工人员随时可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薪酬问题，一直是影响和谐的重要因素，浙江首创“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近850万名浙江职工和老板协商定工资。
“若不是职工维权帮扶中心鼎力相助，我的工伤赔偿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安吉县上墅乡田垓村农民刘坚说。2009年7月，刘坚在县城一家商场做空调维修工。一次室外作业时，他不慎从四楼坠落受伤。近两个月的住院治疗，花去了20多万元的医疗费，而后续康复治疗，仍需大笔费用……
如此巨额的治疗费用，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不堪重负。就在刘坚一筹莫展的时候，安吉县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伸出援手——为刘坚寻求法律援助，并向法院提交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函。最后，在法院和职工维权帮扶中心的调解下，历时一年多的维权案件终于有了结果：刘坚得到35万余元的补偿。
除了帮助外来农民工维权，浙江还把关怀和服务向更广阔的领域播撒。位于丽水市的制鞋企业意尔康集团，外来农民工数量占80%，他们最惦记的是留在老家的孩子。为了让农民工的孩子与父母团聚，每到暑假，意尔康集团便与当地幼儿园合作开办员工子女度假园，免费接3至10岁的儿童入园学习度假。度假园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量身订做了文化、图画、手工、舞蹈、游戏等课程，子女在身边快乐度暑假，农民工工作起来更安心了。
在政府的倡导下，很多企业以“强化职工生活后勤保障、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为载体，积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稳定农民工队伍。全省有近3万家企业改善了职工就餐条件，2万家企业改善了农民工居住和文体设施条件，近2万家企业建立了职工互助保障机制，2.5万家建立了企业工伤救援机制和职工体检制度。
科学管理：消除隔阂、提升素质，悉心打造美好家园
从江苏农村出来的马扬扬初到杭州时窘相百出：不熟悉交通规则；到别人家做客，不懂得换鞋……
的确，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素养的差异，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和隔阂。此外，数量庞大、集聚程度高、流动性大且无序的外来人口也给社会公共安全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数据显示，多年来，流动人口作案占据了浙江刑事发案的60%以上。
只有提高全体居民的素质，社会才能全面进步。
浙江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现代文明播撒到每个人的心田。全省2170家职工书屋、新杭州人文化家园、百万新宁波人素质提升工程等都成为培养文明素质的“沃土”。
3年来，省有关部门免费为职工送电影3万余场；以浙江省职工艺术团为龙头，全省建立了174个职工艺术团，深入车间、工地为职工演出3400多场，观众人数达180多万人次。
省总工会每年还举办职工技能比武，凡在技能大赛中得到名次的职工都能提前晋级。每年“五一”期间，浙江省对职工中涌现出来的技术能手授予金锤奖和银锤奖，获奖者由省政府给予重奖。
今年初，安徽姑娘孙云芳在绍兴县女职工培训基地，免费接受为期15天的服装制作培训后，直接在当地一家服装厂衬衫车间上岗，每月收入超过2000元。她高兴地说：“培训让俺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是政府给俺的最好福利。”
来自安徽的农民工吕义聪，是吉利集团的一名车辆调试员。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勤奋的学习态度，吕义聪在班组、企业、产业等各类级别的技能竞赛中脱颖而出，24岁便成为浙江省职工技能状元中最年轻的一位。通过技能竞赛，吕义聪先后升级为技师和特级技师，每月享受工资之外2400元的技能津贴。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浙江各级工会共投入技能培训经费近亿元，累计开展技术技能培训80多万人次，其中免费培训农民工40万人次，共有8万名农民工通过培训获得了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全省涌现了诸如“沃海波轨机中间轴拉毛控制法”、“刘洪彬高炉无料钟罐均压及溜槽角差控制法”、“祝志胜提高钢水收得率操作法”等1000多项以职工名字命名的先进操作法，其中近40%的先进操作法是新一代农民工创造的。
在播撒现代文明的同时，浙江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上也进行了探索。
由于外来人口流动无序，过去外来人口集聚的“城中村”、“村中村”成为社会管理的“死角”。如何打破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浙江提出，提高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的精准化水平，做到“关口下移，重心下沉”。
外来人口驻村管理员是浙江为夯实基层管理而特设的一支队伍。浙江规定，各地按照当地发展情况以800∶1到500∶1的比例配备外来人口协管员。据统计，到2011年底，全省共配备专职协管员39533人，兼职协管员13668人。包干到户的管理真正将服务的触角伸到了最基层。
在坚实的基层管理队伍背后，则是一张严密的五级服务管理组织网。2009年，浙江率先成立了由18个部门组成的省级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领导小组，市级政府综合协调机构也建立起来。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县（市、区），则成立了列入政府序列的专门机构。而在流动人口较多的乡镇（街道）和流动人口超过200人的社区（村居）、超过100人的用人单位也设立了相应的服务管理机构、服务管理站（点）。
携手并肩：互助互爱、和谐包容，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为什么来浙江？”十年前问外来务工者，十有八九的答案是“来赚钱”。
而现在再问，答案肯定不一样了——在许许多多的外来务工者眼里，浙江早已不仅是一块“淘金”的热土，还是一个和谐美丽的家园。
在绍兴县某纺织企业，记者遇到了质检员吴美荣。他告诉记者，他只有中专学历，2000年从江西出来闯荡时，一切是“平地搭梯子”。而现在，他不仅在老家建起了一幢房子，业余还搞上了创作，可以说提前实现了“两富”。
“是浙江包容和谐的环境，让我有机会边赚钱边发展自己。”拿着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38岁的江西籍打工者吴美荣满怀感激地说。
吴美荣说出了很多“新浙江人”的心声。调查显示，连续7年，浙江省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在95%以上，位于全国前列，其中新、老浙江人的和谐是群众安全感中重要的一部分。
和谐，不但让劳资双赢，也让浙江经济社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在“全国民企500强”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70%的员工为外来员工，几年前，“留不住人”一度让管理者头疼。近年来，企业加大力度打造和谐环境，队伍越来越稳定，40%的员工为工作3年以上的老员工，企业用工再也不“慌”了。“关系融洽了，企业的竞争力也强了。”南方石化副总经理丁永花深有感触。
坚持“劳动关系和谐为先”的传化集团，更是尝到了和谐的甜头：10年来，传化人均创造产值年均增长达15.2%。而员工的收入从2005年到2010年，年均增长已达16.6%。
新老浙江人的和谐还带动了浙江社会的稳定：在宁波，义务为市民服务的“外来雷锋团”由外来务工者自发组建，已默默奉献十年；在绍兴，贵州籍的李德学车祸去世后，家人把他的器官回赠给了他曾经工作的这座城市；2011年岁末，上千浙江人救助患病的安徽姑娘张振娟的故事，驱散了冬日的严寒……
其实，何止是这些！连续6年，浙江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均在95%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生产安全事故总体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
确实，这一切一切都在诠释着：和谐共生，和谐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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