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考证过，不知重阳节成为一个思亲怀乡的节日是否起源于王维那首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但每当在重阳节这天诵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饱含深情的七言绝句时，我都会泪湿双眸，在泪光中想起家乡的大山、想起家中的父母兄弟，自然也想起家乡过重阳节的那些事儿，尤其是小时候吃重阳粑的经历。
重阳节的“阳”，在老家的方言里并不发“阳”音，而是发“央”音，这样，不管“重阳节”还是“重阳粑”，中间那个“阳”字以方言的“央”说出来，都比它的本音有韵味多了。老家没有重阳登高的风俗，也没有在人身上插满茱萸的习惯——据我所知，老家那儿压根就没有茱萸这种神奇的植物，我也至今未能一睹其芳容。吃重阳粑，就是老家人在重阳节这天最隆重的节目了。
重阳粑其实就是大米粑。老家人爱吃大米粑，但老家的土地却以旱地居多，以我们那个村民组来说，就只在一个麻窝（盆地的俗称）里有一片不算大的水田，大集体生产的时候，分到各家的大米很少，因此能够很饱地吃一顿大米粑基本上是一种奢望。
在土地承包的那一年，每家每户根据人口的多少分到了面积不等的一块水田，一块大田往往会被瓜分成无数块小田。我家的人口较多，与另一家村民就“联手”瓜分了一块大田，那块田位置居于田坝中央，常年都浸泡着田水，泥质好，非常肥沃，产量较高。第一年承包土地，大约是为了满足吃大米粑的梦想，父母在田里全部种了糯谷，金秋十月，我家收获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糯谷。于是，离重阳节还有一段日子的时候，母亲就念叨起吃重阳粑的事来了。听到母亲的念叨，少不更事的我们就开始了对重阳粑的向往。盼啊盼啊，这一天终于来了。
老家有童瑶云：“打粑粑，吃酒酒，喂嚯嚯，哪家有？”也就是说，重阳粑是“打”出来的，而打重阳粑的过程，近乎一种神圣的仪式。
九月初八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母亲就开始做打重阳粑的准备了。她舀了很多糯米在竹簸里，拣净米中的杂质，用水淘洗很多遍后，装在一个大锑盆里，泡上干净水，再用竹簸盖上，以免夜间落进什么杂物。做完这些后，母亲就招呼我们各自睡觉，第二天起来吃重阳粑。于是我们弟兄几个便带着期盼入睡了，夜里还流了口水。
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母亲早早地起了床，把泡好的糯米装进木甑里，架在大煤火上蒸。不知道过了多久，浓烈的蒸汽便弥漫了屋子，米香也弥漫了屋子，在这浓烈的蒸汽和米香中，我们醒了过来，而父亲也起床了。
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搬出屋角那个久已不用的大石碓，用水洗干净，同时把木制的粑粑锤也洗干净。然后父亲一把抱起滚烫的木甑，把已经蒸熟的糯米倒进石碓里，抡起粑粑锤就往石碓里砸。那时候，父亲身体很强壮，个子也很高，沉重的粑粑锤随着他有力的胳膊来回飞舞，在粑粑锤的反复击打下，石碓里的糯米慢慢变碎、变粘，最终成为紧紧相连的一坨。这时候，就要由母亲来开始下一道工序了。
只听母亲一声“停”，父亲手里的粑粑锤就停止了飞舞，母亲便端着一碗清水快速来到石碓边，蘸着清水从石碓里捏出了一坨一坨的大米粑。这就是我们神往已久的重阳粑了。早就迫不及待的我们此时已经围在了母亲的周围，眼巴巴地望着她，于是母亲便一人一坨先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家饱餐一顿之后，剩下的她捏好后再撒上玉米面，放在竹簸里晾干，留待以后吃。
这样“打”出来的重阳粑，新鲜、美味，糯性好，有营养，是我们当时心目中最高级的食物之一。以至于我们吃完一坨还不够，上学的时候还要拿上一坨路上吃。
这么多年过去了，重阳粑的重要性在人们的现实和梦想中都渐渐隐去，但是，随着岁月的变迁，它在我心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在城里工作和生活，是没有条件自己打重阳粑的。于是我对老婆说：“今天又是重阳节了，我想吃一坨重阳粑了。走，上街买去！”
只是，不知老父老母和兄弟在老家可否吃上了重阳粑？马上打个电话去问问。 （作者单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