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够一撮人，就管过马路，哪管红绿灯。”一则中国式过马路的微博，最近成为一个热门的公众话题。
人们之所以对此纷纷吐槽，就在于不文明现象和行为在今年国庆黄金周史无前例的突然“井喷”，让自己无所适从后陷入一种深深的迷思：“礼仪之邦”的基因，在中国人的身体里已经传承了上下五千年；“学习雷锋好榜样”，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洗礼，历久弥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深入人心，备受推崇……但是，诸如插队、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高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从未遁出我们的视野。
社会文明风气的昌盛与否，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会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古训。但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不文明行为仍然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我们不得不去怀疑古训的正确性。其实，古训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国际形象的持续提升，正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使然。需要怀疑和检讨的，是国民素质教育存在的不足。
国民素质教育的主战场是文化培育。仔细分析如今的种种不文明行为，表面上看是国民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实质上暴露的是，文化培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短板”，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发生的一件小事，是最好的明证。在某个渡口，登船时间一到，我们的同胞便一往无前，挤做一团，弄得两个老外乘客开始思考：“他们这么急为什么，难道是抢座位吗？可是船票上是有座号的呀。”
为什么这么着急？这确实是个哲学问题。笔者2007年在美国考察时，伯克利大学一美籍华人学者曾说，国人之所以比西方人爱闯红灯，是因为西方人接受的是“罪感文化”，中国推崇的是“耻感文化”。而“罪感文化”使人有负罪感，自律意识较强，“耻感文化”则强调人的羞耻感，导致自律意识不足，不文明行为因此比西方多。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更无意赞美罪感文化，但它所强调的增强负罪感，有利于遏制不文明行为的观点，值得思考。我们的脑子里不是没有文明概念，不是不反感不文明行为，但我们就是不能时刻以身作则，更做不到“慎独”。这个不良习惯的形成，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培育里，少了几分敬畏、耻感和罪感。
社会文明风气的培固，既需要他律——规则所带给人们的敬畏心，也需要自律——我们内心对不文明行为的耻感。可惜我们中的很多人，敬畏和耻感正在慢慢消失，消失的根源，就在于在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文化培育没能与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同步。文化培育离不开激浊扬清、廓清众议的强大舆论气场。而这几年的舆论，虽然在传递正能量上力透纸背，但从“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里笑”的拜金女孩马诺的走红，到老人跌倒后扶与不扶的莫衷一是，再到车展成为“裸女”展的变异……一些有辱斯文、侮辱文明事件的频仍不断，表明在对不良风气的鞭挞上，我们的舆论存在着严重的应对不当。在风生水起的新媒体使个性的张扬和表达、非主流思想和声音的传递，更迅速、更广泛的今天，正是因为对不良现象和行为的舆论批判不力甚至忽略，使一些人心中的敬畏弱化、耻感、罪感减少，他律和自律能力削弱，不文明行为的发生自然屡见不鲜。
让人们心存敬畏和耻感乃至罪感，我们并不缺乏相关的文化“富矿”。无论是西方的“罪感文化”，还是东方的“耻感文化”，立足点虽然不一样，目的却是殊途同归，均是以文化培育来增强人们他律和自律，从而提升公众素质，使社会文明风尚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结出硕果。
“知耻近乎勇”，敬畏心、耻感、罪感越重，人们才能越发自觉约束个人行为。怎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培育中，让公众的敬畏和耻感、罪感多些再多些，是最大程度消除不文明行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