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总结出传统观念、成见偏见阻碍社会事业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公益慈善界恐怕是相当容易的。如同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用了10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洪水猛兽一样，我国社会对于社会组织功能的认识，也同样在经历着一个类似的历史性转型过程。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社会对“慈善”持负面看法的不在少数，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都熟悉“伪慈善”、“披着慈善的外衣”一类的词汇，因为那曾是我们这一代人长期使用的“常识性”批判工具。与此同时，大家对社会组织更为陌生，一种传统的思维惯性就是：社会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就一定要与政府组织严格区分并且要突出其独立性，理论上甚至还要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性功能。结果，相当多的人们对非政府组织怀有多方面的担心。尽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早已深入人心，但是许多公益活动长期以来都是依靠政府组织，而社会的活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所幸的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开放和政策的快速调整，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正在被全面地激活，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
回顾过去10年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在公益慈善领域，一个最大的理念变化就是，整个社会已经将慈善视为一种风尚，而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则被大众系统地接受。如果要确定具体的转型标志，最早的政策导向是2001年所建立的“中南海捐赠站”以及中央领导人以普通公民参与的经常性捐赠。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议中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地对慈善事业予以定位。这一年，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5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进一步将慈善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范畴，中央机关公务员开展了为期3年对受灾地区的连续捐赠。民政部也正式设立慈善工作处，这一年，还召开了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并颁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重申了发展慈善事业的目标。由此可见，2008年，由于汶川大地震救灾所爆发的全民慈善热情，被社会称之为“中国公益元年”，这决不是偶然的。
社会开放与经济开放的呈现形式是有区别的。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性调整，关键是突破了“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传统管理模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体制的过程中，将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为了重点。一些数据也许能够说明基本的问题：2004年，中国的社会团体为15.3万个，而在2011年则达到25.5万个，也就是说，整整增加了10万个以上；而民办非企业单位，2004年为13.5万个，2011年则达到20.4万个，增加了近7万个；基金会则由2004年的892个增加到2011年的2614个；全体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员到2011年已经达到599.3万人，社会组织开始成为一个逐步发展的巨大行业。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儿童照料、残障人士的保障等方面所提供的服务，正在逐步成为社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日益体会到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优势。
我曾经担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见证了慈善组织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发展进程。2005年，我曾经和慈善界的许多人士交换意见，希望提出一个目标：通过5年努力，到2010年，全国的捐赠款物达到500亿元。这个提议曾经被有些人当作笑话，他们认为我不了解中国国情，因为2005年全国的捐赠款物无论如何统计也就是100亿元左右，要在未来5年增长几倍是不可能的。
汶川大地震那年，全国捐赠款物超过1000亿元。有人认为，这是特例，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是2009年，全国的捐赠款物超出了500亿元，2010年，按照民政部的严格核实，捐赠数额达到了601.7亿元。
更让人欣喜的是，通过10年来的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新型互动：政府开始规模性地采购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2012年春，中央财政公开用2亿元的资金来向社会组织采购各个地方的社会服务项目，这是一个相当良好的开端。对此，有个别年轻人有些不解：如此发展，民间组织要依赖政府的财政，还会有自身的独立性吗？其实，政府已经离不开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也需要政府的多方面支持，这种互相依赖的密切关系，恰恰是一种健康的新型社会结构，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趋势，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支持这一趋势的快速发展。（王振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