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5月起，浙江省杭州市质监局就组织企业参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考试，目前已经举办40余场，有近400家企业的1100多人参加。这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被舆论寄予了倒逼食品企业学法守法的良苦用心。
守法的前提是知法懂法。从法律宣传教育角度看，安全法规考试通过对企业法人代表法规知识的检测，督促他们重视食品安全，成为法规的熟悉者和遵守者，这种行政强制下的考试无疑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参试者心中矗立食品安全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问题是，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屡禁不止，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企业主不熟稔法律常识，而是利欲熏心、明知故犯、铤而走险。在这种背景下，食品安全是考相关法律法规就能考出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这样的治理方式除了凸显出执法者的无奈，剩下的就只有“作秀”的嫌疑了。
更关键的是，作为治理食品安全的行政举措，本身必须要经得起法治的检验。据称杭州市质监局组织的考试严厉程度空前，杭州所有食品企业法人代表和相关负责人都需参加考试，如果两次没通过，企业就将被暂停核发生产许可证。这实质上是质监部门给食品企业私设行政许可的门槛，本身缺乏法律依据。按照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地方政府部门是无权就行业准入私设许可条件的，在并未获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杭州质监局哪来的法律根据和权力作出这样严厉的制裁呢？
在讲求行政治理举措合法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回归到法治的轨道上，去探寻食品安全治理的正道。从法律治理逻辑上看，就某一领域存在严重违法现象的纠治，必须从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着手，一是看立法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是否适当、预设是否周延；二是看执法是否严密无缺漏，在各个环节能够堵塞住执法不严的漏洞。以此衡量，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在立法上还存在短板，法律法规为违法者设计的成本还很低，在违法获得巨额的利润面前，现有的立法威慑力尚不足为惧，编制更加严密的法网还有完善的空间。
在执法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则存在更大的漏洞。相比立法机关制定规则和司法机关裁判纠纷而言，政府执法在本质上需要执法者始终身处社会一线，“事必躬亲”地去“望闻问切”，对照法律标准纠察治偏，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发通知，或是象征性地走过场。问题是，食品安全执法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运动式执法”，每次事故过后都会出现短暂的执法“蜜月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常态化的执法机制便退居幕后。原本在食品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国家都设置有相关的执法检查职能部门，这些执法检查环环相扣，才能保证食品是安全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最终都将伤害到消费者。但现实中，这些执法者大多并不处于“上岗”状态，除了重要的节假日或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平日里很少能在商场、饭店、街道上看到执法者的身影。
因此，破解食品安全事故隐患的治本之道，除了立法上提高违法者的成本之外，更根本的在于严密执法。对于广大食品企业而言，严格的监管与执法才是最好的教育，更是避免不良企业知法违法的法治化正途。
（傅达林 作者单位：西安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