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诸暨人何国苗是名副其实的发明专业户，专利的生产应用也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富起来的何国苗没有像常人那样购房置产，而是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捐赠总额已超过1700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公益哥”。然而，他却带着妻儿一道，与母亲挤在老家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让同村人很是不解。（10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在过往的叙事中，炫耀性、符号性的衣锦还乡也好，感恩性、表达性的造福桑梓也罢，都被涂抹上浓郁的戏剧色彩，都被勾勒上厚重的道德印记。然而，“公益哥”却打破了这一窠臼，这边，乐此不疲地投身公共场域的慈善；那边，朴实无华地进行私人领域的消费。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消费行为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区别不同社会群体，或者是可以用来表明自己社会身份的文化符号。与“富二代”这一社会角色相比，何国苗不仅通过后天的努力跻身富人行列，还通过乐善好施的行为赢得了“公益哥”这一标签。这既是身份标识，更是一种社会认同。如果说“小富即奢”用炫耀性的消费行为来赢得社会认同的话，“公益哥”则采取了裨益他人、造福社会的方式来实现助人自助，在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收获信任和尊重，享受人生的乐趣。
正如一位知名媒体人所言，古典时代那些励志勉人的佳话版本，在今天却被我们先入为主地传为丑闻。当金钱崇拜的逻辑封闭所有另类想像的空间，当资本至上的逻辑深入肌理，不论是“作秀”的论调，还是“愚昧”的说法，都成为人们质疑和批评“公益哥”的一种工具。
追根溯源，伴随着社会信任的缺失和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人们越来越习惯用一种“保护性的排斥”来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情。人们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猜忌的眼神来审视身边的一切，从这个角度上说，“公益哥”毁誉参半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不过，在笔者看来，“公益哥”的行为选择，既符合自身的意愿，又契合公众的期许，值得肯定与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