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属于感情，也属于理性，但不好说属于规律。在媒体呼吁保钓不要义和团的氛围中，我悄悄地想起伯克来。
在伯克眼里，正义是一种热情，宽容是一种本性，才能是一种天赋，而中庸则是一种绝妙的准绳。我认为伯克这种基于灵性的理性，是当下这个世界依然能怀有希望的重要担保——此等理性哺育的良知，能够协愤同奋，构成了抵御各种专横恣妄的最后堡垒。
伯克是华盛顿和乾隆时代的先知，杰斐逊、亚当·斯密、塔列朗、梅特捏、阿克顿、丘吉尔、哈耶克都是他的粉丝。这位集政治家、政治理论家、作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灵异，19岁写成的《对崇高和优美观念起源的哲思》就能让狄德罗和康德这样的大师倒吸凉气。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马克思就骂他“下流”，说他是受了英王贿赂的“马屁精”。
一直都希望看到他《当前国家的情况》和《思考当前不满的起因》，看看他解释宪法如何对王权进行限制以及政党如何保持反对派的势力。我有位师兄在巴黎开武馆，他看了伯克的书后用《梅拳秘谱》的比喻这样来形容:“似梦地着惊，似悟道忽醒，似寒浸腠理打战悚，似皮肤燃火星”，“势峥嵘，气泓浓，团团聚聚在中宫，隐而不发节节灵。忽然，神以役气，气以役形，霹雳交心火动，上下左右遍体行。”
伯克高贵的灵魂，无时无刻不显现出诚恳的深刻，冬子津先请列位看官欣赏下面这些珠玑:没有人能够抵押不公正来作为正直性的担保;为了保持自己的所有和独特而斗争，乃是植根于要求安全感、反对不正义、反抗专制统治的天性;抽象的权力主体资格，会抽空权利的具体内容，使得名义上的权利人蜕变成实质上的被奴役者;虚伪是最喜爱思辨的意识形态的，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辉煌;人民的代言者可以为选民牺牲时间、快乐和利益，但不能牺牲信念、判断力以及无愧于天地的良心，否则就不是代言，而是背叛;罕见的才能是一切罕见的事物中最为罕见的，因此荣誉的殿堂应当坐落在卓越之上。
伯克在虔诚信仰上帝的纯粹激情中，仍保持着理性的明媚。他坚信人在本质上是一种需要皈依的动物，而宗教是造化赐予人类的最高恩典，是一切善和慰藉的源泉。无神论是骤雨浮萍，不可能长久，因为它不但有违理性，而且有违本能。这让人想起《动物庄园》，在猪的王国中，直立行走最后复辟为一种时尚。
伯克坚持认为，法律是唯一按规矩实行的慈爱!法律塑造的权力总以普遍的利益为旨归，而不是以具体的利益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既不懂得奉承，也不懂得侮辱，否则就不是法律，而只是一种占了上风的意志。冬子津有一次梦见伯克，问他“权大还是法大”，倜傥的才子回答说:“这取决于你选择服从意志，还是服从规则。”
伯克一定会痴迷中国上善若水的理念，因为他一生崇尚并敬畏自然的力量。抱着“自然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的信念以及对“绝不会自然这样说，而智慧却又那样说”的忠贞，伯克当然会选择天性而非思辨，胸襟而非发明，来作为培育权利的沃土，并藉此维护一种合理而有气概的自由。他提醒后人，对于缓慢的进化要有耐心，时间可以成为伟人的助手。终其一生，他都拒绝爱惜立竿见影的权宜和过眼烟云的喝彩，珍重天性中永恒部分的坚定运用，珍重可以遗惠世界的永久声望和无限荣光。对于伯克这种顺其自然的耐心和抱负，凯恩斯可能会觉得不耐烦，他会说:“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
伯克虔诚地尊重传统。他总是重复强调，凡是不会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自己的子孙。传统作为智慧的结晶，是健全进步和持续发展的保证。传统不应该砸烂，也不可能砸烂。破坏传统，会使得社会生态扭曲，群己权界无序，多元的利益无法相互调和、各得其所。传统的破坏永远都会使得一种专制的强权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依据这样的立场，他批评法国大革命为追逐抽象的光明，而以高昂的代价买下不折不扣的灾难。讽刺法国人制定了带有普遍效果的形而上学命题，然后又试图以专制来限制逻辑。
伯克信奉自由对于德行的决定作用。在他的价值中，世界是靠自由而非靠征服获得，要把大多数事情留给人们的自由意志，而不要把人变成政治的螺丝或者螺母，否则将会毁灭人类的德行。伯克身后200余年的历史证明，他的判断确是箴言。
伯克的理性潺潺，润泽焦枯，萌生沃若，从不曾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