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树荫下,几排小凳排开,居民围坐聊天。不要以为这是普通的社区休闲处,这是越秀区东湖新村小区居民组建的“居民议事厅”。这个被称作“榕树下议事园”的小区“居民议事厅”,由辖区居民筹备半年多,目前已正式组建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本月底,东湖新村小区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将正式运行。
“居民议事厅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激活了社区自治的活力”,东湖新村社区居委会主任何邵儿告诉记者,“有别于以往居委会的工作,由于议事厅的‘代言人’都来自居民,居民真正有了‘我的社区我做主’的感受。”何邵儿说。
记者近日获悉,广州市越秀区社工委自今年年初成立至今,已引导辖区100个社区居委会协助社区居民筹建形式不一的“居民议事厅”,100个“居民议事厅”今年年底前将全部启动运行。未来3年,还将通过构建“幸福社区”的方式,协助社区居民在全区267个社区推广建立社区论坛、QQ、微博等形式不同的“居民议事厅”,让居民享有更多元的自治渠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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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社区“隐形人”
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回归“服务”本位,引导社区事务公开、透明、公平的解决机制;挖掘出“社区领袖”,带动居民管理社区事务
东湖新村社区是广州老城区典型的居民楼,出入口多、小区四通八达。社区民警介绍说,以前每年总会有七八宗盗窃案。
“为了改善社区治安,居委会一方面将工程公司最优惠的造价明细单发给社区居民,消除部分居民的疑虑;一方面通过成立首届业主代表大会向小区募捐工程用资金。”何邵儿介绍,在社区热心人士李伯宜前后捐资20多万元的带动下,总费用47万元的彩色视频监控系统最后全部由居民自愿掏钱建成。“自从装上了视频监控、实施双门禁管理后,整个社区一直都保持着零发案率”。
“每个社区里其实都有不少有能力的人,他们有时间也有公益心,希望让自己住的社区变得更好。这些人的带头效应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作用很大”,有着14年社区居委会工作经验的何邵儿告诉记者。
如何不断发掘出“社区领袖”,带动居民管自己大院的事?何邵儿也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回报热心人士们最重要的不是物质,而是让社区事务透明、公开,尽可能多地倾听居民的意见,让社区大小事情得到解决,让他们的解决方案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和信服。”
记者走访越秀区白云街、北京街、大塘街等多个街道社区居委时发现,不少像何邵儿这样有经验的社区居委会主任,他们的身边都有若干或一批有号召力的社区热心人,这些热心人有一定时间或财力,受小区居民信任和尊重。
比如,流水井17号—32号单元楼“楼长”周双喜夫妇就是这样的热心人士之一。单元楼里由于流动人员多且无专门的物管,脏乱无序且治安差,周双喜夫妇1年多来带头清洗大楼,最终让居民们愿意每户每年凑100元用于公共卫生管理,周双喜夫妇义务做财务管理、公开每次费用账务。
东湖新村小区的现象,实际上触及到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如何激活长期处于‘隐身’状态的社区居民”的问题,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涂成林教授认为,在城市尤其中心城区的居民大多来自不同的单位和组织,但他们在社区生活中长期处于“隐身”状态,彼此的真实身份并不为人所知,这种社区居民“隐身人”状态是目前“居民自治活力缺乏”的主因之一。
在涂成林教授看来,要改善居民自治乏力的现象,首先要让居民走出“隐形人”状态,提高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意识,让他们愿意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这就决定了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回归“服务”本位,引导社区事务公开、透明、公平的解决机制,让居民对社区管理形成信任、归属及依赖,从而推动居民自治的主动性和自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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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区我做主”
“居民议事厅”在于搭建实现居民自治中商议、决策、执行、监督的规范性全自治流程的平台,使居民自治事务得到机制制度保障
不过,对于每天忙于邻里长短、大小事务不断的居委会主任们来说,挖掘“社区领袖”的做法仍是“没有长期保障”的工作方式。北京街流水井社区居委会主任邓丽娟聊到未来社区管理时就提出自己的担忧,“像周双喜夫妇这样的热心人可遇而不可求,他们年纪大了或者搬离了,这些问题怎么办?”
邓丽娟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在尽可能激发居民自治活力的前提下,引导居民建立管理社区事务的制度化平台很重要”,经过对辖区267个社区历时大半年时间的密集调研,越秀区社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剑怆说,如何培育更多类似李伯宜这样热心肠的“社区领袖”,带动居民自我管理社区的氛围,逐渐形成社区自我管理的制度性平台,就是推进东湖新村小区“居民议事厅”建立的初衷。
观察指出,“居民议事厅”在于搭建实现居民自治中商议、决策、执行、监督的规范性全自治流程的平台,使居民自治事务得到机制制度保障。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11月至今年8月,东湖新村小区的2800多居民经过历时半年多的票选,最终把9位平时在社区的“活跃分子”或居民喜爱的物管、干警、社工,推荐成为东湖新村小区第一届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成员。
“居民议事厅”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老百姓与政府的“连心厅”。何邵儿认为,居民选的社区“活跃分子”、“社区领袖”,平时就是他们信任的邻居、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以往通过政府层层下达的通知,到最后即使是居委会的通知,街坊也会认为是“行政命令”而产生排斥或不关心。而通过“议事厅”产生的决策,居民有着天然的信任而更愿意共同解决问题。
何邵儿告诉记者,虽然议事厅的议事协商委员会成员要到这个月才正式聘任,但议事厅的一些成员从票选过程开始就“上班”了,居民反映的小区绿地怎么用、垃圾分类怎么推进等,早已经在小区里推开了。
对于自己退休后即将“履新”的议事厅成员身份,年介六旬的汤日新感到很兴奋。这位在10年前就曾带领单元楼里的住户们顺利改造电梯的老伯认为,解决社区的事务一定要有“热心人”带头,但以前是有热心人事情就容易解决,没热心人问题就“拖死了”,现在有固定的“居民议事厅”,以后不愁没有“带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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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社区三元治理结构
通过“三元治理结构”增强社区资源吸纳能力,逐步引导培育和激发居民自治的氛围和能力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类举措不断。但如何将创新社会管理深入到社区治理最基本的社区单元,形成社会管理全民共建共享的机制?涂成林教授就认为,当期社会管理、社区治理要改变城市治理行动中“政府热”、“居民冷”的现象,让政府、单位人、社区居民都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的效能。
对于中心城区来说,推进社区治理,需要推动政府、居民及辖区机团企事业单位“齐发力”,这三者出现一个“短腿”现象都不行。有着多年民政系统工作经历的越秀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叶新平介绍说,在一些社区自发形成及政府有意识引导下,目前越秀区的社区治理正在逐步探索并形成政府、居民及辖区机团企事业单位共同治理的三元结构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思路主要是推进‘两条腿’并行。一方面纠偏政府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缺位’与‘越位’现象,从体制机制上改变过往社区治理结构主体相对单一、公共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一方面逐步引导培育和激发居民自治的氛围和能力。”
据透露,作为“广州市深化创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试验区”,越秀区目前正在酝酿《全面实施广州市深化创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的“1+6”综合文件,将通过创建“幸福社区”的方式,从行政体制改革、“大服务”、“大治理”的角度,全面推进全区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记者了解到,目前,越秀区已制定出构建幸福社区指标体系,涉及构建社区精神家园、推进居民自治、完善社区服务、优化社区环境、健全社区公共安全体系、共享驻社区单位共驻共建资源、提升社区居民评价指数等7大类108项具体指标。
其中,在引导居民自治方面,对各职能局及街道提出了35条指标要求,协助居委会引导社区居民设置居民议事厅、组建协商议事委员会,建立民意限时办理、及时转介、全程监督、及时反馈等工作制度。
涂成林教授认为,越秀区目前探索的社区三元治理模式,既丰富了社区治理的主体角色,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社区居民“隐身人”的老问题,对于激活社区自治活力非常关键。但在引导和激活居民自治活力的过程中,仍应注意防止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的老问题。
◀声音
越秀区委副书记、社工委主任刘梅介绍,作为“广州市深化创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试验区”,越秀区在探索新型城市化过程中结合老城区特点,重点抓好城市社会管理最基础单元,推进新型社区治理。通过建立政府、居民、驻社区机团企事业单位“社区三元治理模式”,在强化政府管理、服务职能的同时,不断激活居民自治活力,以探索社会管理共建共享模式。(记者 陶达嫔 策划 姜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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