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善治：重构社会秩序 走向官民共治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四种可能的效果。其一是政策相关方都从中获益，而没有任何损失，即全赢的局面。其二是多数利益相关者从该项政策中获益，而少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赢少输的局面。其三是少数相关者获益而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输少赢的局面。其四是政策相关者的利益均不同程度受损，即全输的局面。任何理性的决策者都应当力争第一种结果，而坚决避免最后两种结果，特别要杜绝最坏的“城管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切实推进官民共治，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核心政治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也是民主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核心政治价值也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它既要传承我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更要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从民主治理的角度看，自由、公正、尊严、和谐，就是我们应当努力弘扬的核心政治价值，也是官民共治的价值目标。

    第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的主体意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只有体现为具体的“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政治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公民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强化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树立公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公正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自觉担当起公共治理的责任。

    第三，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我们既要强调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但同样要强调执政伦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打天下坐天下”是旧政权的逻辑，不应当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才是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官民共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

    第四，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就谈不上官民共治。有序的和有效的公民参与，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需要有足够的合法渠道。随着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其公共参与的需求日益增多。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参与渠道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官民共治的制度框架，让更多的公民通过合法的方式有序地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

    第五，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自治也是民主政治的要素，尤其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重视。社会自治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有可能成为官民共治的一个突破口。在举国上下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自治也应当是重要的关节点。社会自治应当特别注重基层地方自治和行业职业自治。无论哪一种类的社会自治，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就是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共同承担起公共治理的责任。从狭义上说，它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改善社会治理状况的关键所在。从广义上说，官民共治也是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作者 俞可平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