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遏制酷刑，保障人权，2011年3月，安徽省芜湖市看守所低调试水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鼓励在押人员投诉，并引进外部公众介入监督。今年10月，试点范围将扩大到3个省份共4个地方。
长期以来，监管场所（包括监狱、看守所、劳教农场等）给人的印象，都是封闭、神秘甚至森严。不仅被关押其中的“特殊人群”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而且连普通老百姓也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看到媒体上报道安徽芜湖率先尝试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倒是开创之举。然而，据笔者的工作经验，这项工作要做好、做踏实、做出成效，确实很难。
几年前，笔者曾在上海位于皖南的某监狱检察室工作，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每周数次去检查设在监区内的信箱，看看有没有服刑人员写给我们的信件。但是整整一年，检察室收到的投诉信件还只是个位数。是监狱的管理太完善、完美无缺了？还是“狱友”之间都能和平共处，不存在恃强凌弱或者坑蒙拐骗？笔者看并不见得。坦率地讲，在与服刑人员例行的约见谈话中，他们的话语中常常会透露出对服刑条件的不满、对管教人员的不服，以及对牢头狱霸的愤懑。但是每当话题深入下去的时候，他们或者言辞闪烁，或者遮遮掩掩，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何也？不外乎害怕打击报复、秋后算账。
看了安徽芜湖的报道，一方面笔者为处理机制的出台而击节叫好，但另一方面，还是不无遗憾。应该说，鼓励在押人员投诉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躲猫猫”等事情的发生。这次的投诉处理机制，按层次区分接受投诉的主体，并且引入国外成功经验成立了投诉处理委员会，吸纳社会公众以及专业人员参加，这些创新之举都令人鼓舞。但是，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押人员不敢投诉的问题，进而彻底净化监管环境，笔者并不乐观。
在老百姓的观点里，投诉历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别说是在被严密监控的高墙之内，即便是在可以自由呼吸的社会里，写举报信被查、被扣、被报复，有的甚至被致伤、致残、致死，这些例子媒体都曾公开曝光过。在押人员作为一个极少获得公众支持的群体，本身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导致他们更不敢也不愿再去“惹是生非”，被当做是“异类”。究其根源，无非两点：第一，他们会担心投诉是否有用，有什么用？第二，投诉会不会带来麻烦，诸如打击报复或者引起其他在押人员的反感等。说到底，是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出了问题敢于投诉，而且对投诉的效果有信心。而上述投诉机制的最大尴尬正在于此。
基于我国的现行体制架构，司法机关“亲如一家”的现实无法否认，而内部的考核机制，又决定了一旦监管场所出问题，特别是大问题，板子不单单打在监管人员的屁股上，驻所检察室等监督部门也难辞其咎。现在，整个投诉机制都是在司法机关的主导和组织下，客观上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就无法杜绝相互之间藏着掖着、羞羞答答的情况，甚至互相包庇的可能，投诉的有效性就无法保证。而且，在押人员在关押期间往往是疑虑重重，对外界反应敏感，畏惧心理严重，容易出现神经质反应。在他们眼中，司法机关都是“衙门”，突然听到你可以大胆投诉且没有不利后果，他还以为是一种宣教和说辞，要在他们心中建立起信任机制，很难。
要想彻底给在押人员解放思想，并杜绝“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就必须提升投诉处理委员会在整个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一个能够独立介入、独立调查、独立决定的机构。同时，要加大处理的力度，不仅监管场所出现类似问题要“一票否决”，对于涉及的监管人员一定要追究相关责任。另外，要引入外部公众参与监督，对于成功处理的投诉案例，及时通过媒体公布。只有这样，“投诉处理机制”这柄悬于监管场所执法人员心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能真正脱鞘而出！
（陈 加 作者单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