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雷：中国仍处于 “爬坡”关键期
中国仍处于 “爬坡”关键期
——访《国家大势》作者王浩雷
书名：国家大势 作者：王浩雷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王浩雷
智慧永远属于认清大势的人，成功永远属于把握大势的人。从长远眼光来看，国家大势不可逆转，人生上升势能不能阻挡。大势带给人们的是方向，是力量。人徘徊在漫无边际的迷途，大势就是指引方向的旗帜；人深陷在暗淡无光的黑夜，大势就是照亮前程的灯塔。
民主是“带刺的玫瑰”。它在把美丽带给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始终伴随着“美丽之痛”的种种现实拷问。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采取“小步快跑”的方式较为有利。“小步”符合“稳妥”的要求，“快跑”反映“积极”的姿态。
——以上两段话，如果出现在历史论著中，你也许会觉得有点诧异。你会觉得，这些词汇很优美，这些论点很犀利。因为大部分理论著作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晦涩、故作高深。
有着优美词汇、犀利观点的这本理论著作，名叫《国家大势》。《国家大势》以生动鲜活的笔触、夹叙夹议地描述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如何在中国社会发展总规律的推动下走上民族复兴和发展之路，并且预测了它的无限辉煌的前景。中国之路到底该通向何处？作为个人该如何把握国家大势？怀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大势》作者、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王浩雷先生。
一
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
记者：纵览全书，我注意到您谈中国百年历史，选取的是“五四运动”、“新中国创建”和“改革开放”这三个重大事件作为写作、研究的切入口。理由何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浩雷：历史之美在于从复杂凌乱的线索中找到规律、发现大势。鉴史取势，关键要把握住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标志性事件所蕴含的总趋势。九十多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真正开始觉醒、走向伟大复兴的崭新历史起点；六十多年前创建的新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根本转变、走向复兴的第一个里程碑；三十多年前实行的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走向复兴的第二个里程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五四运动”还值得我们铭记吗？新中国承载了我们的梦想吗？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吗？要弄明白未来“我们向何处去”，首先要搞清楚过去“我们从哪里来”。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和解读，是把握当下、走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记者：书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和国内外形势进行了深入、独特的分析和研判。那么，简要地说，您认为，中国当下的现实境遇是什么，中国发展目前究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王浩雷：有一种智慧叫自醒，有一种愚昧叫自满。当前，中国的迅速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面对种种赞赏、期许或怀疑，我们自己心中要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坐标。
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选择了风险较小、易于推进的领域率先突破，而留下的则多是难啃、难以消化的“硬骨头”。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准确，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改革发展确已进入攻坚阶段，“深水区的顽石”日益凸显出来，“触礁”的风险系数明显增加。而当前一系列复杂矛盾问题的解决，多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欲速则不达。
也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令世界为之瞩目。但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不到5%；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比例回升到大约10%。如果以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来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至少要占到世界的20%、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才能谈得上初步复兴。如果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复兴的标准，我们的差距则会更大。
当前，无论是从国内发展的形势来看，还是从国际对比的差距来看，中国仍处于向上“爬坡”的关键时期，依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目前凝聚改革共识的主要着力点，已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
二
“中国模式”尚未完全定型
记者：您认为应当怎么改？
王浩雷：对于有远见的民族而言，未来不应该是一个“谜”。能否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取决于我们的方针政策、应对能力和精神状态。当前，重要的是全面审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国家大势，从四个方面推进改革进程：
一是增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远见。只有战略远见先行，而后才能推动民族复兴。在复兴之路上，战略远见多一些，决策失误就会少一些，矛盾问题就会轻一些，复兴进程就会快一些。
二是搬开“深水区的顽石”。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触及“深水区的顽石”，改革发展就会停滞或徘徊；继续向纵深挺进，则会面临更大的“触礁”风险。这是当前推进民族复兴不可回避的“两难”问题。
三是突破“改革惰性”和“路径依赖”。人在顺境中最易产生惰性。长期以来，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形成了“靠投资、铺摊子”的思维惯性，也有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甚至为维护个体私利而抵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严重制约了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步伐。
四是塑造和平崛起的良好大国心态和气度。在一个国家处于贫穷状态和弱国地位时，尤其应注意克服“弱国心态”：当一个国家迅速崛起后，则应密切注意克服“强国心态”。在未来的复兴之路上，要同时避免“弱国心态”和“强国心态”两种干扰，切忌大国心灵的迷失。
记者：沿着您的思路我再追下去，关于“强国心态”和“弱国心态”。这一两年来，关于中国未来，有人在提“大国崛起”、“中国模式”，有人却觉得中国有很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社会公平仍很严重，“大国崛起”是孤芳自赏。您怎么看这一正一反？
王浩雷：这不能不提到近年来理论界和国际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其实质是对改革开放的道路、经验、特征的不同看法。
目前，这场讨论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各方也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讨论也许仍将持续下去。但它的意义却不可轻视，讨论本身会促使我们更加主动、清醒、深入地对改革开放的道路、经验、特征进行反思和总结。在人类现代化这幕长剧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丰富了剧情，增添了看点。尽管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但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一模式尚未完全定型，虽然一些典型特征已显现出来，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所以，对于“中国模式”、“中国崛起”，既不能无视事实、低估成就，也不能文过饰非、妄自尊大。
腐败问题一直是干部群众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寻租”。这就决定了要有效遏制和消除腐败，应将限制和监督权力作为根本着力点和突破点。如何既不影响权力运行效率，又能使权力得到必要监督，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解决腐败问题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更不能掉以轻心。
三
把握国家大势
记者：我注意到，您书写的这本“中国百年发展史”，在论述国家大事的时候，额外衍生出了一个新话题：国家发展如何影响个人前途。甚至你说：“认识和把握国家大势不仅是为了国家，同样是为了自己。”
王浩雷：是的。认识和把握国家大势不仅是为了国家，同样是为了自己。国家大势是人们选择和驾驭人生道路的一个根本指针和科学依据。契合国家大势选择的人生道路，必能为人生带来上升势能。而对于建立在国家大势基础上的人生上升势能的坚信，则能够促使人们坚守正确的人生选择，为走好人生路指引方向、激励力量。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记者：那么，对于现在年轻人的人生选择，您有何建议？
王浩雷：头顶上有信仰，脚底下有寄托。这是我给年轻朋友的一个建议。具体而言，就是要确立以下四个人生信条：有舞台就做一个“好演员”，没有舞台就做一个“好观众”，但要始终将人生上升势能作为人生信仰和寄托。即使暂时没有理想的人生舞台，也不能缺少应有的水准，要时刻为迎接人生重大机遇到来做好自身素质的必要准备。即使缺少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理想、机会或能力，也要努力做有益于社会的人，至少不能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即使不能让家人感到骄傲，也要让家人感到温暖，让人生在事业和家庭的和谐互动中实现“共美”。
四
理论著作不能只是隔靴搔痒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写作。理论著作往往给人晦涩的印象。但您的书，很多读者说好读、“解渴”。您是在写作中如何解决理论著作“好读”这个问题？
王浩雷：看《国家大势》的同时，也能看到自己。这是我的这本书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我觉得理论著作除了材料和文字等要鲜活之外，还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写出感情。理论本身是灰色的，但灰色不等于暮气沉沉。只要精心搭配和雕琢，灰色依然可以焕发勃勃生机。更何况，理论认同只有上升为情感认同，才能最终内化为人的信仰。缺少真情实感的理论，难以吸引和感染群众。缺少真情实感的理论认同，很难说是真正的理论认同。让理论插上情感的翅膀，将理论文章写出感情来。这是增强理论认同感的必然要求。
二是要有针对性。理论针对性，关系理论说服力，决定理论影响力。人们对于理论是否认同和坚信，关键取决于理论本身是否解决问题、是否真有道理。空洞无物的理论没人信，隔靴搔痒的理论不过瘾。唯有针对性强的理论，才能切实吸引人、信服人、影响人。让理论成为引领实践发展的指针，成为破解现实谜题的法宝。这也是时代的呼唤。
王浩雷
河北人，1977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曾任北京大学团委常委兼校研究生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现为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深圳特区报 钟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