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当下社会造假现象
“这张是假证,我有真的行驶证,这个假行驶证是为了逃避超限用的。”
近日,在查处超载行动中,严重超载的大型货车司机张某的坦白令正在盘查的安徽省太和交警大队执勤民警一脸惊异。
当民警决定暂扣此车时,张某再次语出惊人,一边责怪交警跟他“过不去”,一边强调“用这张假证跑遍半个中国都很太平”。
对于假证的来源,张某则表示“街边随便找个(办假证)小广告就能做”,并直言“身边司机很多都有假证”,“现在做个假证容易得很”。
而就在此时,一场“打假证建诚信”专项工作正在全国公安机关治安系统展开。
对于此次行动,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认为,今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有力惩治了制贩假证违法犯罪活动,但当前制贩假证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一些地区制假信息屡禁不绝,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那么,在整治假证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如何才能整治打而不死、死而不僵的假证现象?法制网记者对一线办案人员及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采访。
购买假证者大多用在“正路”
“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伪造车辆行驶证的交通违法案例,类似案例我们一天都要查获四五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一部分驾驶员为达到种种非法目的,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铤而走险,在伪造、变造真实证件上动手脚,做文章。”查处货车司机张某持假驾驶证的太和县交警大队长王洪斌向法制网介绍说,“这些证件的来源都是通过路边的‘小广告’非法伪造的,隐蔽性强,查处涉及的警种非常多”。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敬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制贩假证违法犯罪活动具有涉及领域广、作案风险低、活动区域较为集中、团伙化和地域性、仿冒身份证件等五大特点。
为了了解市场上假证的来源以及制作流程,法制网记者经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造假达4年时间的陈欢(化名)了解内幕。
据陈欢介绍,办证人群的主要职业包括:学生、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公司职员、外出打工者等。这些“顶风”办证者中,绝大多数人的目的在于满足应急需要、求职、做生意、生育、升职等有关个人生存和发展方面的需求,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了可能存在投机或违法犯罪的“其他目的”。
两三台电脑,激光刻录机、扫描仪、打印机、塑封机,这些就组成了伪造印章的全部硬件。
“因为工具比较简单,所以即使‘生产车间’被端窝了,很快就能恢复‘生产’。”陈欢告诉记者,技术方面,也仅仅需要一两个懂得一般电脑制图操作的人员。
陈欢说,整个造假团伙中,核心是技术人员,到处打小广告和上网负责联系客户的贩卖者只是集团中的一些枝叶。
“为了确保安全,每次都是我们这些下线联系好业务,再电话通知上线。然后,由上线来安排收取资料及制作费用。一旦下线出现异常情况,上线则会停止与该下线的联系。”陈欢说,“假证团伙组织严密,我只知道‘上线’的电话,其他的信息就都没有了。但卖假证的钱大部分都归上线老板。”
陈欢说,通常被抓到的贩卖人员多是两三层的下线,而这些人对内部核心并不了解,仅仅知道如何与上线联系,“我们如果被抓,统一说法是‘自己只是打工的’,并不会受到太重的处罚”。
“而对我们这些‘小鱼小虾’进行处罚,对于整个假证公司老说只是伤及皮毛。”陈欢坦言。
社会浮躁监督管理力度不够
事实上,我国对制造假证行为的打击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去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在一青年公寓内收缴了大量印章模具以及伪造的印章、证件、证书；今年4月,北京市房山区警方又成功破获一处制作假学生证和假学生公交卡的窝点,现场搜出伪造学生证450余本,伪造学生火车票优惠卡磁条50余张,假冒学生公交卡296张。
然而,在严厉打击之下,假证交易十多年来依然屡禁不止。
在记者的随机走访中,“需求推动供给”成为了大多数受访民众给出的答案。
“如今要想在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拿证’。”在北京某国企人事部门任职的赵斌向记者表示,“比如同等水平的电工中,如果你有张电工证,收入就会比没电工证的翻一番；在求职、晋升等关口上,文凭更是最有效的‘硬通货’”。
赵斌说:“各类证件的取得,都有一套严格而复杂的获取程序,需要付出大量财力、精力,于是,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一份足以乱真的假证,便成为很多投机者的‘捷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则认为,假证在中国半公开化并且屡打不绝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在客观方面,有些制度的设计不太科学、合理,规定了很多关卡,需要证件来作为入行入门的条件。而且需要使用证件的地方又很多,这就为造假提供了客观的需求”。
“从主观方面来看,我们的社会目前很浮躁,很多人不想经过努力,就想一步登天,因此就通过这种不劳而获的渠道获得证书。”莫纪宏说,因为有市场需求,而市场管理又比较混乱,就有人通过这些非法行业来牟利,“此外,监督管理的打击力度还不够,存在投入少、执法手段落后、执法表面化、没有沉下去调查案情发现更多线索等问题。这样的执法成为了一种形式,是被动执法,而不是主动执法”。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认为,正是因为包括诚信系统和法律系统的社会性诚信网络系统尚未建立起来,才导致假证泛滥。
“首先,如果政府建立起一个对所有个人的身份、学历等信息全覆盖的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使每个人的信息在网上都查得到,可以进行核实,那么假证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王敬波说,“现在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都是互相割裂的,各有各的系统,给了假证生存的空间。”
同时,王敬波也提到,关于法治系统,“有时候由于很多部门面对的违法行为比较多、比较泛滥,所以在执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坚决”。
减少制度上的“证件依赖”
据此前媒体曾披露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78.6%的人认为假证泛滥会损害社会诚信体系,使普通人办事成本居高不下；57.3%的人认为这将助长占便宜的社会风气；57.2%的人认为假证泛滥会让公众的安全感降低,人人担心受骗；49.4%的人认为,这会让相关企业或国家利益受损。
采访中,有不少受访民众向记者表示,贪小便宜是一些假证购买者的初衷,如果法律对制假、贩假、购假者实行同罪同罚,那么很多人会觉得买假不划算,小成本没省下,人生的大成本却增加了。
“通过立法,加大惩处力度,从源头上进行控制。目前,我们的法律只惩罚假证的制售者,不惩罚持有、使用假证者,显然有失公平。”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也向记者建议,在法律条文中应增设“持有、使用假证罪”,这才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和遏制假证的千金良方。
但王敬波认为,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现在连违法行为都没法查处,那即使将购买假证者入刑又能起到怎样的威慑作用?关键还是要严格执法、全面执法。现在的执法力度太低了,很多天桥上假证广告泛滥,但是有多少执法者能够真正去执法?执法并不是必须靠入刑,如果入刑了但依旧没有人来监管,还是一样会存在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受访民众向记者提出,更应深思的是如何规范和完善证件管理制度,比如,取消一些不必要的证件使用,简化证件的办理程序、降低收费标准等。
对于民众的“呼声”,莫纪宏认为,可以减少制度对证件的需求,减少人们对证件使用的途径,并在证件出版这些客观条件上更多使用数字化、电子化的形式。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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