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鸣宇
《水浒传》里随后出场的好汉们,有太多都是法律上彻头彻尾的违法者,却因为这种“不公的判断”、败坏了的水源,而最终在人们心目中以正义者的形象出现
《水浒传》里第一个出场的逃犯既不是某位天罡星,也不是某位地煞星,而是莫名其妙没了结局的王进。他的出现似乎只是为了逃亡,而他的逃亡似乎只是为了引出史进。可惜这师徒俩的命运相差无几,史进在书中也是虎头蛇尾,没有做出什么与他自己轰轰烈烈的出场相称的丰功伟业。
高俅于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当上了太尉。新官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点名。大小官员点了一圈,全都在,唯独差了一个叫王进的。书中交代,其实王进交了病假条的,可高俅偏偏没来由地说王进是装病,还差人去捉拿王进。王进只得抱病来到单位。高俅依然大怒,喝令左右责打王进。
高太尉是不是恼羞成怒,滥施淫威,随便责打部下呢?那还真不是,宋朝的官员如果旷工真得挨打!中国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不似现在朝九晚五,而是一般情况下日出上班,午后下班,忙的单位另说。如果有人不按时按点上班,甚至旷工不到,还真的会被判罪、受罚。《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律》“官员应上不上”条规定:“诸官人无故不上及当番不到……若因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宋刑统》里照抄了这一规定。那么,王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书里说:王进在高俅上任的“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如果高俅非要把王进按彻头彻尾的装病处理的话,那么王进应按旷工“半月”处理,就算十五天吧。依唐宋法,旷工一天笞打二十下,每多旷工三天,加一等。按中国古代的刑罚等级,王进要被杖责六十下。而且,即使王进再多旷工几个月也问题不大,唐、宋的法律对此类行为还有个刑罚封顶的规定,顶多判一年半徒刑。
既然半月“旷工”也就是打几下板子的事情,为什么王进还要连夜逃离东京呢?事态真的如此严重吗?
一方面,古代用刑罚方式解决问题的法制理念使这成为可能。前面已经分析了,“旷工”这件事本身不会导致性命之忧,顶多也就是笞刑或杖刑。可是大家想想,“旷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顶多是个行政处分,大不了开除职务,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才有可能负刑事责任,在唐宋时却已经达到要吃板子的地步了,那如果上司们经常随便地找点类似小碴儿来整人,当下属的吃板子岂不是很容易的事?上司再要求“加力”的话,虽然每次都打不死,但是天天皮开肉绽的,毕竟不是什么开心的事。
另一方面,书中对以高俅为代表的以权谋私的坏官们的描写也使读者相信这是极有可能的。从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遭际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笔下的这位高太尉的确是心狠手辣,为了帮儿子夺人之妻,前一天得到计策,第二天就付诸实施,欲陷林冲于死地。林冲被发配了都不算完,仍然要继续赶尽杀绝。
《水浒传》里另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极好的范例,那人就是王庆。《水浒传》第一百零一至一百零四回中详细讲述了王庆的故事。王庆于重和元年(1118年)秋天因事被送监服刑,典狱长张世开天天派王庆去买张家自用的东西,却不给他钱,只给了一本账簿让王庆记账。自己搭钱倒也罢了,张典狱长还对买来的东西挑三拣四,对王庆非打即骂。如此这般一个多月,王庆被“或五棒,或十棒,或二十,或三十,前前后后,总计打了三百余棒,将两腿都打烂了”。某晚,王庆通过偷听发现这全都是因为自己打伤了张典狱长的小舅子,张公报私仇,而且张保证道:“舅子,那厮明日来回话,那条性命,只在棒下。”本来赔钱、挨打都一直忍受的王庆,这下爆发了,杀了典狱长等人后逃亡。
王进与王庆,不仅名字近似度极高,而且案例的相似度也极高: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文一武；都在开封府地面上工作；都以“旷工”为由被上司责罚；都有因较量棍棒而被对方记恨的元素；都有公报私仇的顶头上司。他俩的故事在书中一首一尾地相互呼应着,恐怕不是偶然吧。
王进下定决心,逃亡了。他是禁军教头,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官职,却也不是普通百姓。他的逃亡在唐宋时期的法律里有明文规定加以禁止。《唐律疏议卷二十八·捕亡》“在官无故亡”条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五十六日流三千里。”《宋刑统》照例照抄了这一条。王进为了不天天挨板子,最终落得一死,选择带着老娘逃亡。读《水浒》的人,很多都会同情王进而不觉得他是“犯人”、“逃犯”,因为高俅这个“坏官”以法律之名行非法之实,藉公器报私仇,逼得他不得不这么做。这不禁使我想起了英国的培根爵士在他的《论司法》中说过的一段名言:“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水浒传》里随后出场的好汉们,有太多都是法律上彻头彻尾的违法者,却因为这种“不公的判断”、败坏了的水源,而最终在人们心目中以正义者的形象出现。《水浒传》里的第一个逃犯虽然仓促出场,又悄悄离去,但他却为整部书里的其他逃犯们定下了评价的基调。